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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探討| 革命為什么會發生?

2019-06-30 10:00:20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望長城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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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對于香港圍繞《逃犯條例》修訂發生的政治風波,網上有不少分析其原因的文章。我覺得,大部分文章的看法都是有道理的,但許多文章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就是存在片面性,沒有對香港這場政治風波發生的原因進行全面的分析。

  香港的這場政治風波,實質上是“顏色革命”。那么,什么是革命呢?

  在漢語中,“革命”一詞的本義是變革天命,最早見于《周易·革卦·彖傳》:“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古代以天子受天命稱帝,所以把朝代更替和君主改年號,稱為革命。近代以來,“革命”則指自然界、社會界或思想界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深刻質變。

  在西方,先后有不少思想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的革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有以下四種:

  第一種觀點認為,革命是一種實現正義和恢復秩序的行為。這種把革命看作是實現正義的觀點,實際上是用道德的標準而不是用政治的標準解釋革命;把革命看作是恢復舊秩序而不是建立新秩序的觀點,實際是一種保守主義的觀點。

  第二種觀點認為,革命是一種權力轉移的方法。認為革命就是爭奪權力的公開較量,就是某些階級或集團將國家或中央政府的權力轉移到本階級或本集團手中。這種觀點指出了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權力斗爭、權力轉移,但是沒有把政治革命的權力轉移與一般情況下的政府的權力轉移區別開來。

  第三種觀點認為,革命是一種發泄不滿和改變現狀的途徑。這種觀點主要強調了進行革命的心理原因,但忽視了進行革命的經濟和政治根源。

  第四種觀點認為,革命是一種實現社會變革的歷史過程。這種從動態的角度解釋革命,把革命看成是一種變革社會的過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從本質上闡釋革命,只從動態的角度來解釋革命則是不全面的。

  馬克思主義對于革命的看法有三個基本觀點:

  第一,革命是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在階級社會,存在著階級矛盾、沖突和對抗。當這種矛盾、沖突和對抗大大激化時,就會發展為政治革命。一般說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均,兩極分化的加劇,人民生活的急劇惡化乃至極度貧困化,就會引起階級矛盾、沖突和對抗的激化,必然引起政治危機、經濟危機、文化危機和社會危機,進而引起革命。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革命是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同時又是解決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的主要途徑和手段。

  第二,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一切反動落后的統治階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會輕易地退出歷史舞臺,都會竭力反抗進步階級的革命,千方百計地維護自己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進步階級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達到變革社會制度的目的。

  第三,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動。革命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動。這種政治行動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它不是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而是由社會矛盾運動規律決定的。馬克思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而這種社會革命或稱這種政治行動是任何試圖取得統治的階級獲得最終勝利的關鍵。由于以推翻現政權和破壞舊關系為主要內容的政治行為,將導致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生深刻變化,所以,恩格斯又把這種政治行為看作是政治的最高行動。

  由此可見,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的革命,是在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的情況下,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是以推翻現政權和破壞現有社會、經濟關系為主要內容的政治行為。這就是“革命”的基本定義。

  過去,我們習慣于把被剝削階級反抗剝削階級的起義、暴動等稱為“革命”,而將剝削階級被打倒后卷土重來重新奪回政權的行動稱為“復辟”。現在看來,“革命”一詞是中性的,只要是符合“革命”的基本定義的政治行為,就都可以稱為“革命”。

  那么,革命為什么會發生呢?

  通過對古今中外的革命進行分析,我認為,革命的發生主要有三個基本條件:

  一、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是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

  任何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的革命,都需要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否則就毫無成功的可能。而要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其基本前提是廣大民眾與革命對象之間的矛盾激化。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階層)及政府與廣大民眾的關系比較融洽,民眾就不會造反;只有在廣大民眾對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階層)及政府的怨氣很大的情況下,民眾才會起來造反。

  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來看,革命都是在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極度激化的情況下發生的,無論是古代社會的奴隸起義、農民革命,還是近現代社會的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都是如此。

  從世界近現代史來看,革命往往發生在貧窮落后的不發達國家,而發達國家發生革命的情況則比較少。這是因為:不發達國家特別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往往受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本國統治階級的雙重壓迫和剝削,處于異常悲慘苦難的境地,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也就十分尖銳,也就容易發生革命;而發達國家一般都是帝國主義國家,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不僅壓迫和剝削本國的勞動人民,而且壓迫和剝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勞動人民,為了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統治階級會將對外掠奪所得分一杯羹給本國的勞動人民,因此,不太容易發生革命。

  二、革命是由先進或激進分子組成的團體發動和領導的。

  毛澤東曾經說過:“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毛澤東的這段話指出了革命的一個普遍規律,這就是:革命是由先進或激進分子組成的團體發動和領導的。

  通過對古今中外的各種革命進行分析,每一次革命都有“領頭羊”,都是由先進或激進分子組成的團體發動和領導的。這是什么原因呢?

  這是因為,革命的中心問題是奪取政權,即使是在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極度激化的情況下,如果沒有由先進或激進分子組成的團體來發動和領導革命,就只會發生分散的、孤立的反抗和斗爭,而不會發生革命。例如,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就是由洪秀全、馮云山等人建立的拜上帝會發動和領導的;中國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分別是由中國同盟會和中國共產黨發動和領導的;近年來世界上發生的“顏色革命”也是由這些國家的激進團體來發動和領導的。

  再說說香港。香港回歸祖國22年來,中央政府和愛國愛港陣營與美英等西方國家支持的反對派之間的政治斗爭始終也沒有停止過,并先后發生了三次大的政治風波。在這三次政治風波中,反對派都公開提出了要香港特首下臺的要求,這說明反對派的目的是要奪取香港的政權,說明反對派挑起的這三次政治風波實質上是在搞“顏色革命”。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香港沒有這些反對派的政黨和團體存在,這三次政治風波鬧得起來嗎?根本就鬧不起來。這說明,即使香港存在著嚴重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但如果沒有香港反對派政黨和團體的存在,香港也不會發生大的政治風波。

  三、宣傳輿論準備是社會與政治革命的前奏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時任12軍軍長、安徽省革委會主任的李德生列席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在大會上表揚了12軍在安徽制止兩派武斗的做法后,又問李德生:“你們是怎么搞的呀?”李德生想了一下回答說:“就是大造輿論!”毛澤東對李德生的回答表示滿意,他接過話題說:“是啊,就是要造輿論,我們共產黨人鬧革命,幾十年來,就是靠造輿論。不然的話,怎么能拉起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搞那么多的隊伍。不做群眾工作,你沒有群眾,也就沒有軍隊,沒有黨,沒有無產階級政權。”

  毛澤東的這段話,指出了革命的又一個普遍規律,這就是:由先進或激進分子組成的團體要發動革命,首先就必須進行宣傳輿論準備。這是因為,任何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的革命,都需要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和參加,否則就毫無成功的可能。而要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和參加,不僅要有廣大民眾與革命對象之間的矛盾激化這一個基本的前提,還要通過大造輿論,把民眾發動起來。所以,在中國革命中,毛澤東和我們黨始終都非常重視組織開展宣傳輿論工作,以此來不斷地發動人民群眾。

  從香港的情況看,這些年來香港反對派是很重視做宣傳輿論工作。比如這次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反對派就大造輿論,說一旦《逃犯條例》修訂成功,今后香港人要是得罪了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就可以以刑事犯罪為由要求引渡,香港政府就可以根據中央政府的要求進行引渡。結果香港不少年輕人相信了反對派的宣傳煽動,參加了游行示威和包圍香港政府、警察總部等活動。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任何革命的發生都需要有三個基本條件:一是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這是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二是要有由先進或激進分子組成的團體來發動和領導革命,這是革命發生的組織準備;三是任何團體要想發動革命,都必須進行宣傳輿論準備。

  知道了革命發生的主要原因,也就找到了在香港防止“顏色革命”發生的有效對策,這就是必須“三管齊下”:一是要在香港實行節制資本和加強社會福利等政策,緩和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而不能任由資本主義野蠻發展;二是要千方百計地遏制和打擊香港反對派的勢力,具體辦法就是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付共產黨的辦法,用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三是大力加強宣傳輿論工作,掃除香港社會中的崇洋媚外與美化殖民主義的思潮,揭露香港反對派的政治陰謀。通過采取這三方面的措施,就可以使特區政府始終得到香港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和擁護,從而保證香港的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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