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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評審逼良為娼?

2019-06-28 16:51:24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陳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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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理說,職稱評審制度本該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按勞分配的必然產物之一,何以坊間卻屢屢傳來“職稱評審逼良為娼”之類的說法?帶著這個問題輸入“職稱評審逼良為娼”搜索百度網文,筆者精選出如下幾文以供讀者參詳:

精選網文之一:《職稱評審將我逼良為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e81c880100mor3.html

  今天,對別人而言可能是小菜一碟,對我來說卻是一個重大轉折——我花了600元錢在某雜志上買了一篇論文,終于淪落風塵了!

  面對著已是高級職稱同事的嘲笑,我面紅耳赤——其實我并不算覺悟太晚,只是不屑為之、不齒為之,只不過我的這種態度終于遭到報應,同事的嘲笑已經說明一切,畢竟一塊兒參加工作,如今人家已是高職加身,我還在向著一級的路上匍匐。

  評心而論,我資質并不差,工作更沒得說,年年被評為優秀,每年的教師節總是光榮地站在臺上等著領導頒獎,享受學生獻上的鮮花。而那些已是高職的同事,我敢說,他們哪一個都不敢和我比評優的次數。

  然而,評職稱可不看你這些,它要看你發表的論文,看你上幾節省市優質課,看你輔導的獲獎學生,看你參加大賽獲獎的證書。說實話,寫東西是我的弱項,我不是很擅長這個。但是,在教學的過程中,我堅持記教學心得,一直反思、改進我的教學,這些反思的成果,我都把它們整理一篇篇小豆腐塊,這里面不敢說都是真金,但后輩同事把它奉若珍寶,足以說明其中的價值。

  我并不是敝帚自珍的人,相反,我很樂于分享我的東西。這些小豆腐塊一寫成,認真修改之后,我總是第一時間投出去。

  但是,如你所知道的,那是漫長的等待,等待隨后變成空白。

  早有好心的同事點撥,在寄稿的同時再寄點人民幣,可惜我把這些良言當成了苦藥。

  如今,一塊兒參加工作的同事大都是高級教師,是學校的棟梁砥柱,平時不用再奮斗了,不用辛苦備課了,不用辛苦評批了,可以悠哉游哉了,可以頤指氣使了,可以目空教學了,他們只等著退休了,可以享受高級教師退休金了。而我呢,月收入低于人家上千元,還要忍受人家的白眼。

  偶有校領導許是覺得我可憐,也想照顧我,只怪我自己不爭氣,光有教學成績,沒有文章獎項,拿不出來東西,領導只好作罷,真是辜負了領導心意。

  面對著同事的白眼譏嘲,面對著妻子的喋喋抱怨,面對著孩子的嗷嗷待哺,我今天終于豁出去了——拿出600元錢,將下載的文章改頭換面一番(實際上不用做這無用功),同時寄出去了,按照約定,兩個月后,我將見到我的鉛字大名。

  600元,我1/3的月收入啊,不過為了有更多的月收入,這算什么!明天,打算給市教育局里的領導上上貨,也弄它一個優質課上上;再打算,花點錢賣幾個輔導獎,參加幾個大賽之類的。當然,最終還要備好大頭,畢竟評審時,人事局、人事科那幾個領導得好好打點。

  不信以我一年的收入,還評不上一個一級職稱?!

  至于學生,算了吧,糊弄過去就過去吧,學什么樣是什么樣,該怎么成長就怎么成長,反正教得再好,也與我評職稱無關,其他高級教師不都是這樣過來的嗎?

  時值今天,我也終于明白我平時不愛看書報雜志的原因了,像我這樣600元的文章充斥于雜志報端,誰還會愛看呢?

精選網文之二:《教師評審職稱與逼良為娼相距多遠》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349186-1.shtml

  曾聽有人無奈地說晉升職稱好似“逼良為娼”,意為晉升的條件非常苛刻,致使很多人不得不想盡辦法做本不愿做的事,如花錢買論文,給評審人員送禮等等。一句話,拿不出作“娼”的勇氣,想晉升職稱是不可能的。

  我們單位前些天開始了今年晉升職稱摸底調查,我也報了晉升高級教師任職資格的評審條件,但昨天通知我上報的條件不合格。問起原因,聽后讓人啼笑皆非,現曬出幾條讓大家看看,究竟多難。

  ㈠《甘肅省中小學教師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評審條件》(以下簡稱《條件》)

  “第二條:業績條件”三:

  原文:獲得省直廳(局)或市(州)黨委、政府授予的教育教學先進稱號1次;或市(州)直部門,或縣(市、區)黨委、政府及地級企事業單位授予的教育教學先進稱號2次。

  遭遇:我曾于現任職期間(2005年7月1日)獲得“西固區教育局優秀黨員”稱號,但回答不符合“教育教學”字樣,該條件不算。

  我的困惑:黨員教師本是教師隊伍中的先進分子,優秀黨員教師更是教師中的優秀分子,獲得該稱號本身就是對我教育教學能力的肯定和鼓勵,教師中的“優秀黨員”怎能沒資格稱“教育教學先進”稱號?

  ㈡《條件》“第二條:業績條件”七:

  原文:本人或本人輔導的集體或學生(以學校備案及教師指導計劃為據),經教育行政部門批準,參加全國本專業競賽獲獎或取得名次;或參加全省性的本專業競賽獲得二等以上獎或取得名次或獲得三等獎2人次。

  遭遇:我輔導的學生參加由“中國教育學會中學語文教學專業委員會”和“全國中學生語文能力競賽組織委員會”舉辦的競賽,并2人獲得“全國三等獎”。但回答:“學會”類的不算。

  我的困惑:“中國教育學會中學語文教學專業委員會”是哪類機構?與教育行政部門是啥關系?他們組織的全國性競賽難道沒經過教育行政部門批準嗎?

  ㈢《條件》“第二條:業績條件”八:

  原文:獨立或作為第一作者在省級教育專業期刊發表本專業論文2篇,專職教研人員及編審人員在國家級學術刊物發表本專業論文1篇或在省級學術刊物上發表本專業論文3篇。

  遭遇:我在《中國教師》雜志(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主管,北京師范大學主辦,國家級,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可查)上發表本專業論文一篇,但被告知該雜志是綜合類的,在這類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不算。

  我的困惑:僅僅因為教育部主管、北師大這樣名牌大學主辦的雜志是綜合類而不是教育類的,就沒資格參評嗎?綜合類不包括我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嗎?

  ㈣《條件》“第二條:業績條件”十:

  原文:在鄉鎮及以下或少數民族自治州、縣或在礦山、森林、野外等艱苦條件下從事教育教學工作累計15年以上;在鄉鎮及以下或少數民族自治州、縣或在礦山、森林、野外等艱苦條件下從事教育教學工作連續10年以上,現仍然在以上崗位,且工作成績突出。

  遭遇:我自參加工作一直在農村學校——蘭州市西固區達川中學任教,至今已27年了。達川中學是典型的農村學校,但被告知:現在蘭州市五個區——我所在的西固區等,再沒農村學校了,這條不算。

  我的困惑:在行政屬類上達川是西固區的一個鄉,處于西固區的最西端,達川中學是典型的農村學校。一個行政區域的農村鄉,怎么在衡量職稱評審時就變成城市了呢?甘肅省的這條措施正是響應了黨和政府鼓勵廣大教師到農村地區任教的號召,怎么到基層來就失效不算了呢?

  以上就是我的遭遇和困惑,按負責人的說法判斷,我晉升職稱的希望絕對是沒有的,自己想放下尊嚴去另想辦法吧,又明白那是在作娼,我根本不是那樣的料,還是算了吧!不過仍不死心,不知大家有無良策呢?

精選網文之三:《炮轟逼良為娼的中國學術量化評價制度》

http://bbs.tianya.cn/post-no01-388008-1.shtml

  學術是太陽底下最為神圣的事業之一;學術能夠使人不朽。學術之大大于天:一個民族的前途和命運與其學術息息相關(——通常,人們用“教育”來描述這種說法,原則上沒有錯。但因為教育的關鍵和精髓在學術,故,我們直接用“學術”來描述應該更加準確)。如果一個民族的學術出了關鍵性的大問題,那么,這個民族就岌岌可危了。[1]——這絕非危言聳聽!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當下,中華民族的學術出了關鍵性的大問題。

  1919年,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發表了題為“以學術為志業”(Science as a Vocation)的文章。韋伯說,志業與職業(profession)不同,職業的主要內涵是專業化的技能,而志業這個詞帶有某種神圣性的宗教色彩:是上帝或其他至高無上的力量在召喚我去做一件事,所以我要畢其一生、全心全意投入這件事。[2]《左傳》里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說法:晉國范宣子問來訪的魯國大夫叔孫豹:“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接著他就說他家從舜以上世代高官厚祿,直到他現在在晉執政為正卿,可謂不朽吧?穆子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3]此之謂“立言”者,“學術”也。

  可是,令人遺憾和痛心疾首的是,當下中國,曾經神圣和能夠使人不朽的學術幾已淪為太陽底下最為廉價和令真正的學人蒙羞的事情。

  何以然?——當下普遍實施的學術量化評價制度使然!

  更可怕和令人絕望的是,迄今除個別人和個別媒體對此有自覺的意識和反省(又稍稍令人感到欣慰)之外,絕大多數學人都已麻木不仁,甚至同流合污、狼狽為奸了。

  學術量化評價制度,實際上是擁有學術和政治話語權的教育管理者們所制定的一個“游戲規則”,通俗地說就是:人參與胡蘿卜一個價,珍珠與沙子一個價。——這其中的荒謬不言而喻:它將凝結在生產一定量的人參或珍珠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價值)與生產同等量的胡蘿卜或沙子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價值)等同了。因此,以數量為主要考核標準的學術評價制度,一直飽受批評和爭議。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曹衛東曾在《人民日報》上撰文指出,這種過度量化的學術評價體系,使學術界出現畸形的惡性競爭,嚴重阻礙著學術的繁榮發展。當務之急要積極尋求學術評價的制度創新,盡快驅除數字化的幽靈,營造自由、自信的學術氛圍和積極、寬容的社會氛圍。著名法學家賀衛方在《量化考核癥結何在》一文中說,學術量化評價制度的實施,表明學術界已經亂了方寸,其癥結在于沒有一個合理的方式來評價學者的學術水準和學術貢獻。

  筆者認為,這種學術量化評價制度是一種不公正的邪惡制度,它貽患無窮,給中國當下學術甚至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精神以及社會政治結構的現代化進程造成的災難性后果可用罄竹難書來表達,其禍害程度甚至遠遠超過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災難,已經到了如果不徹底鏟除必將徹底窒息和扼殺中華民族文化和精神創造力以及阻礙實現政治現代化的危急關頭。但迄今為止,尚沒有人對這種禍國殃民的邪惡制度的本質有清醒的意識。

  那么,學術量化評價制度的本質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逼良為娼。

  一、學術量化評價制度的由來和實施

  學術量化評價制度的始作俑者是南京大學。自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南京大學率先將SCI論文數量引入考核體系,這之后,以論文、著作數量等量化指標為要素的學術成果考核評價,在國內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廣泛推行。由于改變了此前高校和科研單位教學、科研管理隨意松散的狀態,考核曾被視為大膽改革的先鋒之舉。目前,在全國的眾多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各種以數字指標為核心的考核體系已經成為行政部門管理的重要基礎。

  這種考核與每一個人的利益掛鉤:對個人來說,直接涉及畢業成績、職稱、科研經費;對單位和各級領導,則意味著政績和升遷。這些量化評價標準主要包括,在核心刊物上發表過多少文章;出版過多少著作;獲得多少、什么級別的學術獎;承擔了多少、什么級別的研究項目等等。與之配套的制度是重獎激勵。在核心刊物上發表文章不僅成為師生重要的學術水平評價標準,而且還可獲得豐厚的物質鼓勵。例如,北京師范大學曾規定,在《自然》雜志上發表文章將獲得5萬元獎金,國內核心刊物則為5000元。而華中地區一所高校則一度規定,凡在《科學》雜志發表論文可獲得獎金50萬元。據筆者所知,中國很多高校規定在《中國社會科學》和《新華文摘》上發表一篇文章獎勵5萬元。在得到物質獎勵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那些能夠在核心期刊上大量發表論文的人還將相應地收獲相對高的學術聲譽和榮譽以及學術權力——學術話語權甚至政治權力——被提拔為擁有學術裁量權和資源分配權的學術官僚。

  二、學術量化評價制度的本質——逼良為娼

  曾經的學術大師每每告誡后學,做學術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趕熱鬧,“板凳要坐十年冷”。世人皆知,重大、關鍵的科研成果可能開啟一個時代,一個人一生有一次就很了不得了,在科學史上有很多這樣的情況。這些成果會影響一個學科很長時間。可是,這種歷史隨著學術量化評價制度的實施而蕩然無存。比如說陳景潤,他在十年內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而且其最重要的論文也是發表在國內學術刊物《中國科學》的英文版上。按照目前的學術評價標準,陳景潤既不可能當上教授,連飯碗可能都會成問題。

  學術量化評價制度的實施,使得那些本想坐實十年學術冷板凳的學人恐慌不已,為了自保——如果你不參與到這個游戲之中,最先被淘汰的必是你,他們多紛紛放棄了自己的本分,參與到制造學術垃圾的行列之中——有的居然一年能發表七八十甚至二三百篇文章,出版十幾本“專著”。這是典型的逼良為娼。據報道,到2003年,我國國際科技論文數量已躍居世界第5位。與此同時,碩士點、博士點在高校遍地開花,各種名目的科研項目紛紛上馬,某些“精力充沛”的博士生導師居然能夠一個人帶數十位學生。然而,與這些令人振奮的科研和學術教育繁榮景象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我國科技界近年的世界排名不斷下降。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1998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國內地排名世界第13位;2003年,中國的科技競爭力在51個國家中排名第32位,在2000萬人口以上的27個國家中排名第13位。也就是說,中國科技競爭力在世界處于中等偏下水平。此外,中國科技三大獎之一的國家技術發明獎以及國家自然科學獎等已連續多年空缺。

  學術量化評價制度的功利主義導向使學風日益浮躁,滋生了大量腐敗現象。正如北京師范學院物理系的一位教師無奈地說的,現在老師們的壓力都很大,每天為完成考核東拼西湊寫文章、編書,制造大量“知識垃圾”,還要走關系、托門路發表,都快趕上賣假藥的了,真是斯文掃地。著名華人數學大師邱成桐在與國內學術機構打交道的過程中,對國內當前的學術風氣感到憂心忡忡。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學風很糟糕,我呼吁一下,如果不重視這個問題,中國科技的發展至少退后20年,如果這些基礎教育不重視,問題越積越多,以后會更難。”丘成桐認為,導致教育重量不重質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門喜歡用“文革”“畝產萬斤”的形式作為工作成績向上匯報,卻完全不考慮教育的真正使命。[4]

  2006年11月22日,記者曹建文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學術評價不能簡單量化》[5]一文,該文通過十幾位專家之口,較詳細地道出了當下學術量化評價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和問題,明確地提出要反對學術量化評價制度。我們來具體看看這篇文章:

  曹建文:《學術評價不能簡單量化》

  ●量化的學術評價方式,曾對推動學術發展起過重大歷史性作用,但目前在執行過程中往往存在重量輕質現象,量化評價方式正在成為學術浮夸的“催化劑”。

  ●雖然目前我國SCI論文總數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論文質量的重要尺度——單篇論文平均引文數卻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論文數量增長與質量下降并存。

  ●學術評價體系改革應確保學術評價程序的公開、公平、公正和透明,充分發揮學術共同體的作用,重視同行評議,排除非學術因素干擾。

  11月9日,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曹衛東在《人民日報》上撰文指出,我國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都在積極推進量化考核,在這一考核體系下,學者的研究成果被量化為一個個具體的數字,表面上看,這種方法簡單易行,是一種合理甚至公平的學術評價機制;但事實上,這樣做是把復雜的智力勞動簡化為單一的機器生產,抹殺了個人創造潛能的多樣性。

  曹衛東認為,這種過度量化的學術評價體系,使學術界出現畸形的惡性競爭,嚴重阻礙著學術的繁榮發展。當務之急要積極尋求學術評價的制度創新,盡快驅除數字化的幽靈,營造自由、自信的學術氛圍和積極、寬容的社會氛圍。

  該文發表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同時也使學術評價體系改革這一話題再次進入大眾視野。以量化考核為主的學術評價體系到底需不需要改革?如果需要,應該怎樣改才符合學術運行的基本規律?才能充分調動科研工作者的積極性?才能促進學術的健康發展?就這些問題,十多位專家發表了意見。

  目前論文數量多寡與職稱、經費、升遷緊密相聯

  從今年年初北京大學中文系試點推行論文代表作制度引發熱烈討論,到10月19日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提出“論文數量規定影響學術創新”引起學界高度關注,再到日前曹衛東教授“積極尋求學術評價的制度創新,盡快驅除數字化的幽靈”的呼吁引發學界認同,與學術評價體系改革相關的任何信息幾乎都會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顯然,許多人認同這些做法和提法,反映了他們一定程度上對目前過度量化的學術評價標準的不滿。而近段時期以來,以數量為主要考核標準的學術評價體系,一直飽受批評和爭議。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所長李國杰研究員認為,對目前的量化學術考評體系要辯證地看待,量化考評體系本身并沒有錯,錯在有人濫用了它。以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重要考核指標《科學論文索引》(SCI)論文為例,上個世紀80年代末,南京大學在國內率先引入這一標準時,對引導科研人員、特別是從事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積極進行學術探索,融入國際學術研究前沿領域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并且對改變當時松散的學術管理狀態和坐井觀天的學術研究風氣起到了歷史性的重大作用。但是近些年來,一些大學和科研單位過分看重SCI論文的數量,以其多寡作為單位和個人評價的一個重要標準,并不惜財力、物力鼓勵SCI論文的發表,使SCI論文在質量沒有跟上的情況下,數量成倍增加,導致SCI的正面引導作用越來越小,負面效用卻越來越明顯。

  據了解,目前在全國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以數字指標為核心的考評體系已成為學術管理的重要依據。這些考核與每一位學術研究者的切身利益直接“掛鉤”:職稱評定、科研經費劃撥和行政升遷等都與所完成的科研數量緊密相聯,譬如在何種類別的核心刊物上發表過多少文章;承擔了多少、什么級別的研究項目;在什么樣的出版社出過多少著作;獲得多少、什么級別的學術獎,等等。

  以中部某高校評定社會科學類教授為例,該校對教職員工的申報資格,給出了明確的數量要求。按照規定,只有具備以下基本條件才有資格申請教授職稱:“獨立撰寫并出版一部15萬字以上高水平學術專著或參編21世紀課程教材和研究生教學用書,并具備下列條件中的一項:以第一作者在國內外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8篇以上學術論文,其中5篇以上為CSSCI論文;以第一作者在國內外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8篇以上學術論文,其中1篇以上為一類期刊論文;以第一作者在國內外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8篇以上學術論文,其中2篇以上為二類期刊論文。”

  “現在的職稱評定,論文數量多寡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正在中國人民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的某全國重點大學青年教師對記者坦言。他告訴記者,在評審時,大家一般都會與評委進行事先“溝通”,評委在擺不平“關系”的情況下,為了不得罪人,干脆就按數量多少來評,這樣沒評上的也都能“接受”。

  除了這種職稱評審的數量要求外,一些高校和科研單位對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年度考核也引入了量化方法,如教授或研究員必須在規定年限內,在一些規定級別的刊物上發表規定數量的文章,才能拿到與崗位相配套的津貼和獎金。

  數量化的學術考評機制的確在促進我國學術事業快速發展,但也催生了一些不利于學術持續健康發展的因素。在這種過度的硬性數量要求引導和刺激下,一些學術研究人員為了提高自己的學術成就和擴大學術聲譽,往往采取各種手段增加學術論文的發表數量。于是,一稿多投、抄襲、剽竊等現象愈演愈烈,動輒“批量生產”上百篇學術論文、幾十本學術著作、百萬字科研成果文章的“學術泡沫”現象屢見不鮮。

  科研論文總量排名世界第4,但索引率排名一直在120位之外

  針對學術評價過度量化的現象,浙江大學教授朱淼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過度量化的學術評價體系類似于地方經濟發展中一味以GDP指標作為考核標準,其最大弊端就是只重量不重質,過分追求科研項目數量和論文多少,直接助長了論文抄襲、專利造假等不良學術風氣。他認為,這種指標式考核的“學術GDP”已成為高校學術浮夸的“催化劑”,應該予以改革。更有學者認為,當前高校和科研院所推行的過度量化的學術評價體系,滋生了大量“學術泡沫”,制造了大批“學術垃圾”,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學術形象和學術競爭力。

  北京某知名大學一位文科院系的副教授很無奈地對記者說,現在老師們都有數量考核目標的約束,壓力非常大。每天為完成年度考評與達到職稱評定標準的數量拼命地寫文章、編書,這中間很多東西都是以東拼西湊的方式弄出來的。

  李國杰院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目前我國學術論文在數量快速增長的同時,論文質量與國外論文相比存在著不小差距,應引起足夠警惕。據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統計,我國SCI論文數量增長很快,已由1991年的8997篇上升到2003年的49788篇,平均4.74年增長一倍。論文數量占世界份額也呈快速增長態勢,由1991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4.5%,每5.98年增長一倍,這說明我們追趕的步伐非常快。

  “但是,我們的論文被引用數量在2000年達到高峰后,最近幾年呈現逐漸下降的態勢。”李國杰院士不無憂慮地告訴記者,雖然目前我國內地SCI論文總數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論文質量的重要尺度——單篇論文平均引文數卻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而中國香港地區雖然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少,論文總數和引文數都排得比較靠后,但其單篇論文引文數卻排世界第28位,比我們好得多,說明我們單篇論文的質量還有待提高,這應該引起全體學界同仁的高度重視。

  最新的統計數據,也證明了李國杰院士的這一結論。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10月27日公布的《2005年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顯示,去年中國高等院校在國際和國內發表的論文數量較往年都有較大幅度提高。2005年,國際上頗具影響的檢索工具《科學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科學技術會議錄索引》(ISTP)共收錄我國科技論文153374篇,比上一年增加了42018篇,論文數量排在美國、英國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4位。但從主要反映基礎研究狀況的SCI所收錄的中國論文被引用次數情況來看,在過去10年間,中國論文被引用次數僅排世界第13位。

  科研論文總量排名世界第4,但是論文的實際價值呢?從1994年到2004年,10年間平均索引率排名一直都在全球120名開外。有學者就此提出: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存在多少“泡沫成分”?“國家每年花費巨額資金投入科學研究,換來的卻是大量的‘垃圾’論文,真正的科技創新卻嚴重不足。”教育部副部長趙沁平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這樣說。

  “對于學術界這些年來所取得的成就我們應該給予充分肯定,但數量增長與質量下降并存的態勢應引起足夠重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審委員會委員、湖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朱有志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近年學術研究成果實際情況分析,重大原創性成果顯然與目前的科研數量不匹配,同時也與我們建立創新型國家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有些學術成果基本上是用‘七拼八湊、東倒西歪’的文字堆砌起來的,根本就不能稱為學術成果。”

  一些期刊收取“版面費”已成公開秘密,滋生眾多學術腐敗

  目前,絕大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將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作為對學生、教師以及科研人員考核的重要指標,并且這一趨向正在不斷強化。只看“刊物”不看文、只認衣冠不認人的“核心期刊”崇拜癥正惡化著當前的學術環境,成為學術評價體系改革不容回避的一個現實難題。

  “核心期刊”的概念由英國文獻學家布拉德福在20世紀30年代率先提出。而國內的中文核心期刊,最早是由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高校圖書館工作研究會聯合出臺的,在最新的2000年版本中確立了75個學科類別的1571種核心期刊。

  長期進行文獻計量學研究的清華大學教授萬錦堃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核心期刊的本意,是為經費有限的圖書館或其他文獻收藏部門在訂購期刊時作為參考刊目使用。但是,核心期刊在我國推廣后,作用被擴大,變成了一種學術評價標準。

  南京大學當初將SCI引入考核體系,對在SCI上發表論文的人員給予獎勵,曾產生了較好的社會效果。作為一種管理創新經驗,國內高校和研究機構競相模仿,以核心刊物論文數量為指標的考核辦法開始在全國普及。但是,經過十幾年演變,作為學術評價標準的“核心期刊”,受到了功利性侵蝕,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爭相以“核心期刊”作為學術評價標準,使核心期刊成為稀缺資源,一些期刊收取“版面費”已成為公開的秘密。據了解,現在一篇約5000字的學術論文的市場價,普通學報即一般的省級學術刊物為800—1000元,普通中文核心期刊為1000—2000元,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CSSCI)為3000—5000元,而一些頂級學術期刊的私下交易價格則要更高。

  “惟‘核心期刊’論的學術評價方式惡化了我國的學術生態。”南通大學文科學報執行副主編錢榮貴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不少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在評價科研成果時‘六親不認’,只認‘核心期刊’,而且輔之以重金,一篇‘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價值數百、數千、數萬元不等。因為大家都認為,一不小心,差了一篇‘核心’,津貼也許就會掉下一檔。在這樣一種學術評價體制導向下,現在的許多人做學問、寫文章的終極目標似乎就是在所謂的‘核心期刊’上發文章,因為這樣就可以為評獎、上職稱、拿津貼、跑課題打開方便之門,至于文章能不能于世有用、于世有補,科學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已全然無暇顧及。”

  錢榮貴進一步指出,時下不斷被媒體公開曝光的一些學術腐敗問題,惟“核心期刊”論的錯誤學術評價方式是助長其泛濫的重要原因,嚴重危害著學術的健康發展。

  “期刊的行政級別怎么可以等同于學術水平呢?”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邢東田曾對以“核心期刊”作為學術評價標準的制度發出過這樣的詰問。

  邢東田認為,核心期刊雖說主要是依據學術影響力評出的,但這只是對整個刊物的文獻計量學分析,而不是對其每一篇論文的評價。把刊物級別與論文質量劃等號,其理念就是,凡是發表在高級別刊物上的文章就必然是高質量的論文,反之則不是。這種“以刊評文”、只認衣冠不認人的荒唐做法,顯然不利于學術的可持續發展。

  學術評價本來是很嚴肅的事情,但現在學者的研究成果已經被量化為一個個具體的數字,學術管理變成了“數字”管理。對此,有學者戲言,現在評教授,一般的小學生都能當評委,因為只要對比一下數字就行了。

  以“核心期刊”為主的完全量化的學術評價方式,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從表面上看,也是一種合理甚至公平的學術評價機制。但嚴肅而又復雜的學術評價被以如此簡單的方式處理,本身也反映出量化考核方式的低層次。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指出,這種簡單化地進行定量考核,是當前高校粗放型管理的典型表現。

  學術不能太多與功利掛鉤,要提倡學術界良知

  從目前的情況看,對量化式學術評價體系的爭議,實際上已經從該不該改革上升到應該怎樣改革和朝哪個方向改革的探討。“建立科學、公正、客觀的學術評價機制,對于促進學術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張保生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學術評價通過鼓勵知識創新,引導學者遵守學術規范,控制越軌行為,激勵評價對象提高學術水平,在推動學術事業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社會功能。學術評價引導科研資源的分配,從而對學術活動具有‘指揮棒’的作用。在這個作用過程中,價值目標如果與公正程序相結合,則可以保證評價的客觀性,客觀性又起到鼓勵公平競爭、激發學術創造力的作用。”

  目前,建立一個公開、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學術評價體系,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玉圣認為,學術評價無非是針對學者、學術成果以及學術機構的評論、判斷與鑒別。無論是學者、學術成果還是學術機構,其核心要素首先是學術。所以,既然是學術評價,就一定要以學術為依歸,以學術為本位。所謂學術本位,其本質即學術取向。這是學術評價創新的關鍵。

  有專家則提出,應該在高校和科研單位建立真正的學術共同體,使學術評價能真正以科研成果的學術價值作為評判的惟一標準。

  張保生教授認為,要充分發揮學術評價對學術發展的積極作用,還必須處理好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的關系。學術評價指標體系是學術標準的量化,它是通過對各種評價標準設置不同權重而實現的,具有導向性。指標體系的設計應注重成果引用等客觀量化評價、社會影響等指標的設置。但是同時,學術研究的知識或智力勞動的特點,使單純的定量評價可能會產生學術泡沫或背離學術自由的精神。從學術研究是發現真理的自由探索和知識創造過程來看,僅靠定量或定性評價,均不能準確刻畫真理性認識的階段性和相對性。因此,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應當結合。

  李國杰院士認為,學術風氣的改善和學術評價體系的改革必然會經歷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過程,需要從點滴做起,需要一些有識之士帶頭改革。他認為,目前首先應當取消博士生必須發表一篇SCI論文的規定。李國杰舉例說,他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時,學校并沒有這個規定。現在一些刊物,好文章不能發表,濫文章發表很多,現在應該強調論文質量,強調學術期刊的質量,文章不在多而在精。我國已經走過論文數量增長歷史階段,現在應該是強調論文質量的時候了。

  關于如何促進學術評估的健康發展,李國杰院士認為,應該重視同行評議,這是評價學術成果的最基本手段。雖然同行評議有利益沖突、人情因素的干擾,但應相信學術共同體能很好地做好同行評議工作。每個科研人員也應高度珍惜自己的信譽,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地評價同行的學術成果和課題申請,形成高度自律的科研環境。

  高度自律的學術環境自然需要學術研究者高度重視科學精神。“學術不能太多地與功利掛鉤,與經濟利益掛鉤,學術研究必須要有崇高的理想,要提倡學術界的良知。如果我們從事學術研究純粹是為了賺錢,那是非常危險的。我還要特別強調一點,那就是對學術研究人員和成果,要有耐心。‘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需待七年期’,對待學術研究成果一定不能太急功近利。”李國杰說。

  還有學者認為,學術評價是一項嚴肅、復雜而又專業性極強的工作,從宏觀角度來看,學術評價體系改革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無論如何不能有畢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心態。

  “學術研究是一項科學探索,是一個從相對真理向絕對真理不斷邁進的認識過程,學術評價作為一種認識活動,它對另一種認識活動的認識,更受到人的認識能力和歷史條件的制約而具有相對性。在學術發展史上,有許多新理論、新觀點在剛一提出時并不被學術共同體所接受和承認。這說明,學術評價的結論具有暫時性,學術評價本身也是一個不斷發現真理的過程。”張保生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最后強調。

  其實,要知道學術腐敗有多么嚴重,只要瀏覽一下方舟子在海外主辦的學術打假網站《新語絲》或楊玉圣在國內主辦的《學術批評網》就可窺見一斑。那里,有大量令人瞠目結舌而又見怪不怪的學術腐敗現象的具體案例。

  三、逼良為娼的學術量化評價制度貽患無窮

  由于目前學者發表的論文數量多寡與職稱、獎金、經費、升遷等緊密相聯,不僅使那些毫無學術能力的庸才混進學術隊伍,濫竽充數,也使得原本具有光明學術前途的學人為了自我生存而急功近利,參與到生產“胡蘿卜”和“沙子”的行列中,喪失了學者的風骨和立場,淪為可憐的“學術娼妓”。遍地是“胡蘿卜”和“沙子”而罕見“人參”和“珍珠”的中國學術的悲慘現狀充分地說明,整個學術量化評價制度設計者的初衷已經徹底落空。現在,這一制度的惡劣后果正在逐步顯露出來。學術量化評價制度,掏空了整個民族文化精神和學術的創造力,貽患無窮。因為,它制造了一個個難以改變的惡的循環機制——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機制、武大郎開學術連鎖店、逼良為娼娼更娼、學術倫理道德底線被徹底突破和踐踏、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沙漠化、政治生態徹底惡化和民主政治遙遙無期……

  (一)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機制

  原本作為神圣性的學術事業,在學術量化評價制度面前斯文掃地,蕩然無存。學術被褻瀆了。靠制造學術垃圾而爆發的學術流氓俯拾皆是。筆者曾親身經歷過多場博士論文答辯會,有些博士論文,連題目都不通,更不要說是內容了。但,最終都會順利通過——大家彼此彼此,心照不宣。博士論文的題目都不通,人們自然會問:導師是怎么把關的?答案很明顯:博導是靠制造垃圾論文和著作當上的。當然,功勞就是所謂的“學術量化評價制度”。而那些辛辛苦苦孜孜以求真學問的學者,由于不屑于附和不公正的學術量化評價制度,也不會輕易將自己的成果發表(更多的是沒有多少刊物給他們發表),故,在這種制度競爭中,他們必然會遭遇類似于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要想在這種制度下培養出“學術大師”?做夢吧!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一流的“垃圾大學”吧!

  據說北大有個順口溜,我認為它也適合筆者所在的南開大學甚至整個中國的高校: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碩士生,三流的博士生。如果再發揮一下,這句順口溜也可以有限制地(同等學術資歷和年齡等)這樣說:一流的講師,二流的副教授(碩導),三流的教授(博導)。——面對現實,自珍者只有用孔老夫子的話自我勉勵:“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二)武大郎開學術連鎖店

  受益于學術量化評價制度的投機取巧、魚目混珠之徒一旦掌握并控制了有限的學術資源,另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就發生了——武大郎開學術連鎖店。中國學術界占有和掌握重要學術資源的,不客氣地說多都是武大郎。武大郎天生有經商才能:他們可不會開獨家店的,開連鎖店是他們的經營戰略。眾所周知,武大郎開店是不可能讓“大個子”入內的。如此惡性循環,“黃鼠狼生老鼠,一輩不如一輩”。可以想象:垃圾導師培養出來的學術接班人再培養出下一代學術接班人,子子孫孫,會是什么結果?當下,中國每年培養出來的博士數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一,可那又怎么樣?除了浪費資源以外,零加零還等于零。更有甚者,豺狼當道,正義難伸。這下可苦了那些以學術為“志業”而非職業,老老實實做學問的本分學人!從學術成果的數量上看,他們實在是囊中羞澀——他們的成果太少——人參和珍珠哪能像胡蘿卜和沙子一樣多!這種只講量不講質的評判標準,讓有良知的學人的精神和人格備感羞辱和屈辱。看著那些趾高氣揚、盛氣凌人的酒囊飯袋,他們只能黯然神傷,徒增無奈。長此以往,他們的學術生命和創造力必會備受打擊,以至江郎才盡,無可奈何花落去地退出“學術江湖”。筆者所見到的清高者無不說自己是在“混飯吃”而羞于說自己是在搞“學術”。——都是“學術量化評價制度”惹的禍。

  (三)逼良為娼娼更娼

  生存還是毀滅?實在地說,能夠生產人參和珍珠的人,若能放下身段生產起胡蘿卜和沙子來,也決不遜色——只要他們愿意。俗話說,人得逼,馬得騎。遭遇現實殘酷的逆淘汰的學者,若是放下斯文,他們會跑得比“范跑跑”還快。他們一旦“放下”了,其生產學術胡蘿卜和沙子的效率當是那些學術登徒子無法望其項背的。此之謂變本加厲的“逼良為娼娼更娼”!君不見,著名的某某學界名人、博導甚至最高等級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剽竊、抄襲,一稿多投遍地開花?等等等等。

  而這是最最可怕的。承擔著整個民族文化精神使命的知識精英一旦“破罐子破摔”普遍地參與到制造學術垃圾的行列之中,就標志著這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岌岌可危了。因為,代表民族精神的一定是“人參”和“珍珠”而不是“胡蘿卜”和“沙子”。人們早已意識到,“知識分子死了”——代表民族精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知識分子死了。而“學術量化評價制度”,恰恰是徹底殺死他們的罪魁禍首。——放眼望去,堂堂中華,有幾個人能夠在學術量化評價制度面前“不食周粟”?

  (四)學術倫理道德底線被徹底突破和踐踏

  惡法非法。不義的學術量化評價制度引發了學術界的惡性競爭,使得很多學人為了獲得利益最大化而不擇手段,從而徹底突破和踐踏了傳統的學術倫理道德底線。——所謂學術腐敗是也。

  連高踞社會金字塔頂端的學者都墮落了,全社會的倫理道德狀況就更遑論了。

  (五)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沙漠化

  改革開放30年來,國家在硬件方面堪比發達國家,可是,在“軟件”方面,我們仍是一個“弱國”。因為,大樓不等于大師,天下最多的博士數量與諾貝爾獎絲毫無關。沒有真正學術支撐的文化繁榮是虛假的海市蜃樓。

  學術上遍地的胡蘿卜和沙子,是當下所有學人的恥辱,它也正是我們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沙漠化的表征。

  (六)政治生態徹底惡化和民主政治遙遙無期

  “學而優則仕”。政治生態與學術生態有著直接的關系。由于當下的學術徹底墮落,學術生態被徹底破壞,從而導致政治生態徹底惡化。因為,政治人才的選拔依賴于國家的人才培養選拔機制,而在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學術量化評價制度之下,人才培養選拔機制注定是病態的,其培養和選拔出來的人才注定是偽劣的。而這些偽劣的人才又被源源不斷地輸入到各級政府行政部門,構成一個極為龐大的政治網絡。今天,官場的腐敗與病態的人才培養選拔機制亦即逼良為娼的學術量化評價制度之間有著內在的因果關系。

  以往,人們往往將一切社會責任歸咎于政府官僚的政治腐敗,并認為這才是中國所有問題的病根。其實這是假象。最終的根源在教育,而教育的問題出在學術上。不義即不公正的學術量化評價標準破壞了正常的人才培養選拔程序,使得大量偽劣人才進入社會金字塔的高端。事實上,大量假冒偽劣的人才進入國家各級政府部門,是我們的學術量化評價制度汰優擇劣的必然結果。而如果主導社會進程的政府官員普遍由泥沙構成,那么可想而知,中國社會的政治現代化即民族政治進程將會多么艱難和遙遙無期了。

  ——中華民族完了!

  學術量化評價制度貽患無窮,其惡果罄竹難書!

  [后記:寫作此文,不僅僅出于筆者的正義感,它可能與筆者是當下學術量化評價制度的直接受害者也有某種內在關系。筆者問心無愧的是:迄今為止,筆者共出版兩部著作和發表過十幾篇文章,都是拿版稅和稿費的,從來沒有花過自己和國家一分錢。其中,與楊艾祥合著的《走火入魔的英語》200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8000冊,版稅8%。該書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發揮了積極的社會效益,直接促成了國家教育部對英語四六級考試制度的修正。遺憾的是,這本著作并不被同行認可為“學術著作”,也沒有給筆者在學術界帶來半點好處。2007年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和北京交通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的《現代人生哲學:人的宣言——人,要認識你自己》,首印5000冊,再印2萬冊。版稅8、9、10、12%。這本書是筆者用了將近30年時間,在字字血、聲聲淚中以青春為代價完成的,它的空前絕后的學術和社會價值正在逐漸顯露出來。遺憾的是,這部著作在國內學術界“武大郎們”和“學術娼妓們”的心目中可能連狗屁都不如。……奈何奈何我奈何!]

  [1] 通常,人們用“教育”來描述這種說法,原則上沒有錯。但因為教育的關鍵和精髓在學術,故,我們直接用“學術”來描述更加準確。

  [2]參見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

  [3]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549年)。

  [4]參見:《高校垃圾論文泛濫 學術成果量化考核弊端叢生》,來源:新華網北京頻道2005年12月19日 08:49:05。

  [5]曹建文:《學術評價不能簡單量化》,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2006-11-22 15:41:36 http://www.zju.edu.cn/zdxw/jd/read.php?recid=18452

精選網文之四:《科研申報不拼實力拼關系? 高校科研腐敗3宗罪》

http://www.xinhuanet.com//edu/2014-07/10/c_126733663.htm

  “關系”立項、財務“造假”、審查“放水”——揭示高校科研腐敗“三宗罪”

  新華網廣州7月9日電(記者鄭天虹 毛一竹)日前,中央巡視組通報,復旦大學科研經費管理使用混亂,違規現象突出,存在腐敗風險。在近年曝光的眾多科研腐敗案件中,由高校科研經費管理使用混亂所致的腐敗問題,占了相當比例。

  記者調查發現,科研項目立項、經費使用管理、項目審查監管的整個鏈條,因缺乏必要的法律規范和制度約束,仍舊在“潛規則”慣性的監管缺位環境下運行。

  立項:科研申報不拼實力拼“關系”

  事實上,科研腐敗從課題立項的源頭上就已經產生了。“實際上是一些有關系的‘科研大佬’說了算。”廣東某高校潘老師告訴記者。

  潘老師說,大學科研處的職能本應是為學校爭取科研機會,但實際上卻常常扭曲為用學校的資源“跑部錢進”,為部分人謀“福利”。“你會發現,一個原本科研實力不強的人,一旦當了學校的領導,課題馬上就來了。而他們很重要的‘財源’就是拿課題費。那些沒門路的年輕教師,則申報課題相當難。”

  那么,申請的課題由誰來做呢?潘老師說,“拿了課題的領導往往根本沒有時間干活,而是將課題‘轉包’給他人。形成了一個包括立項、申報、研究、結題整個過程的利益鏈。”他說。

  一些業內人士認為,科研經費已經成為利益輸送的隱形通道。如,一些地方領導為換取高學歷,便支持高校搞科研項目,一方出錢給項目,一方收獲學位文憑,最終“共贏互利”。

  校領導的課題有科研處幫著“跑”,而普通老師的課題就只能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不乏為“跑”項目而“跑”出法律邊界的。

  今年2月,原廣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軟件和信息服務業處處長張實,因犯受賄罪被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年9個月。

  判決書顯示,2005年至2013年期間,張實利用負責廣州市高新技術科研項目的申報、評比等工作收受他人賄賂,其中有兩名行賄人是中山大學的教授。法院審理查明,為申報數字家庭研發中心等相關科研項目,中山大學教授羅某在2005年、2006年春節期間分兩次向張實行賄2萬元。

  另一名中山大學教授孟某,則于2009年7月,在申報科研項目并組建“廣州市納米環境與能源材料工程研究中心”的過程中,給張實送去錢款239788元,張實將這筆錢用于買車。

  財務:經費“花不完”,報銷“靠造假”

  一名高校財務向記者透露,老師拿到科研項目對學校來說也是好事,所以“放水養魚”,報銷經費基本上不控制。

  在多數高校,對于課題經費的使用,學校根本不插手。“誰弄的課題,錢就是誰的。”這名高校財務人員說,從財務角度,他們只審核發票的合法性,不管發票的合理性。他還透露,“一些大型國家科研項目,學校都有配套資金,配套比例不定,要分給老師多少基本上是一些部門自己說了算。”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隨著科研投入的增加,尤其是國家、省市布置的縱向課題經費增加,養肥了不少科研“蛀蟲”。

  2013年,浙江大學教授陳英旭被指控,授意博士生陸續以開具虛假發票、編造虛假合同、編制虛假賬目等手段,將1022.6646萬元專項科研經費套取或者變現,非法占為己有。刷新了貪污科研經費的新紀錄。

  審計署2013年通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劉沛清將190萬元科研項目經費轉入個人賬戶存放、并通過簽訂不實合同套取其他科研項目經費33萬元。

  從這幾年曝光的科研腐敗的案例中可見,造假套取科研經費的手段“五花八門”:包括用學生身份證冒領勞務費、以差旅費、辦公經費等的名義開具虛假發票、編造虛假合同、編制虛假賬目等。

  “只要發票是合法的就能報,哪怕買的是熱水器、幾萬塊錢的打印紙。勞務費表面上發給參與課題的所有人,但很多情況下是被一個人收入囊中。”某高校財務告訴記者。

  “為什么現在把老師叫做‘老板’?”一名工科院校畢業生對記者說,因為一些高校老師承接了很多國家項目,都是學生在打工。

  廣州市檢察機關的一名負責人說,有的大學教授申請的課題費沒有用于科研,而拿去吃飯喝酒,甚至買房買車。中國科協一項調查顯示:科研資金用于項目本身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經費流失在項目之外。

  一位接受采訪的高校教授坦言,實際上,很多科研經費是“花不完”的,但“花不完”的也要想辦法用掉。只要能“做賬”就報銷,甚至出現有的老師一個月報銷30萬元油費的荒唐事。

  這位教授說,經費設置的不合理也會“逼良為娼”。比如,招待費、資料費、勞務費等都規定了一定比例,其中,招待費其實是占了很大比重的,但多了報不了,只能去造假做成其它可以報的名目。

  審查:課題驗收“走過場”,成果如何“沒人管”

  記者調查發現,除了自上而下的審計抽查有一定威懾力,高校內部對科研經費的使用監管基本是空白,而課題成果的驗收環節也往往是“放水”。

  教育部一位官員對記者說,“高等教育管理的難點在科研經費。很多科研經費都是專項,非常容易脫離監管。立項的管理幾個人就定了,極少去研究這些項目是不是國計民生或產業發展所需要的。”

  潘老師說,“有本事拿得到項目就有本事結題。只要有關系,經費充足,請幾個好說話的專家,能不過嗎?即使課題做得很濫,還是會給優秀。”

  “特別是一些軟課題,怎么驗收?常常是發表幾篇文章就算驗收了,而且這些文章往往就是靠課題經費開支高額版面費而獲得發表的。”他說。

  佛山科技學院黨委副書記許曉珠說,“我國科研經費和成果針對性不強。由于沒有按需研究,所以有沒有實際成果無人管,科研經費管理重征取、輕監督。而且,科研過程一般需要好幾年,而地方財政是按年度審計,時間一長就淡化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教育與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認為,目前,對科研項目的管理應追加責任條款、驗收評估,對于有問題的項目責任人要記入黑名單,追回項目資金并限制未來申請科研項目的資格。

  專家認為,在科研領域里,中國目前還沒有一部關于科研項目立項、審批、經費使用、監管責任的系統法律。立法的缺失,直接導致科研項目管理的混亂。只有科研經費財權和審批權分離,建立科研投入基金制度,引入公正、公平、公開的專家評審制度,才能有效遏止這些亂象。

精選網文之五:《王海光談當代中國的劣質學術生產機制:

從“逼良為娼”到“制造平庸”》

https://m.guancha.cn/wanghaiguang/2017_08_27_424588?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學術界維系著人們知識傳承的慧命,本應是一個社會的道德良知和科學探索精神的象征。而近年來學術界弄虛作假的事情層出不窮,腐敗丑聞屢爆不鮮,不僅牽涉者官職大、學銜高,多有校長、主任、院士、博導之類的頭面人物,而且日趨年輕化,被揭露抄襲造假的學界新秀不斷,前仆后繼者絡繹不絕,足見其問題的嚴重性,已成為社會的一大公害。

  學府還是官府

  學術腐敗是社會的一個根本性腐敗,社會影響惡劣不亞于官場腐敗,從斷人慧命、禍及子孫的意義上可能還更嚴重,理應遭到社會各界的嚴厲譴責。但細細推敲起來,學術腐敗之所以能發展到現在這樣的局面,并不能簡單地歸于某些個人的道德虧欠。學界的急功近利之人、剽竊謀名之徒古來有之,但像現在這樣明目張膽、理直氣壯的,倒真是舉世罕見。

  時常可見,有些剽竊者,明明被人捉了個正著,證據確鑿在案,但就是死不認賬,甚至還反咬一口,誣稱告發者是別有用心。“打假”,往往變成了“打架”的口水戰。寡廉鮮恥到這種程度,確讓學界蒙羞。但敢這樣做,又能這樣做的,往往都是在學界有個一官半職的家伙。問題的嚴重性也正在這里。

  過去,雖然把知識分子當成政治異類,政治運動一來就整“臭老九”、“反動學術權威”,但在體制上對政治領導和業務領導還是有所區分的,所謂黨委(書記)領導下的校長(所長)負責制。學校科研單位的行政領導,一般還都是由專家學者擔任,黨政領導干部不管業務,也不伸手去撈學銜職稱。鄧小平第三次出山,主動請命主管教育科研,自己宣布要給專家教授們當好后勤部長。這是真正的政治家管教育、管科研。

  但是現在的情況則大不一樣了。一所高等學校的領導干部,無論是管黨群、管行政,還是管后勤,幾乎沒有不是教授、博導的。也就是說,教研人員所有的東西,領導們一應俱全。這又分有兩種情況,一是先有行政職務后有學銜職稱;二是先有學銜職稱后有行政職務。但在學術行政化上,兩者實則是殊途同歸。

  從體制上講,學校、科研單位都從屬于行政部門,向學校安排干部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許多學校的黨政領導干部,包括許多著名學府在內,是從上級領導部門空降到學校,為的是解決他們的級別待遇問題。許多年來的所謂“專家治校”、“專家治所”的聲音,只是知識分子一廂情愿的心結而已。而現在已聽不大見這類聲音了,人們不再抱有希望。

  從學校講,以職務獲取職稱,以行政權力獲取學術資源的情況,現在有相當的普遍性。行政領導人能夠動用的資源和人脈關系,是其他教研人員無法企及的。領導可以傾全校之力爭取到項目,自任課題負責人,以此成為教授、博導的不乏其人。所以,有的學校就出現了沒一篇學術論文的博導、沒有教過一堂課的教授。

  從個人講,學校中搞行政的比搞學術的要實惠得多。只要是個“長”字號的,有點權、有點錢、套套關系、請人捉捉刀,一樣能得到學銜職稱,比坐冷板凳還更來得容易。所以有很多人讀完了博士,但并不以搞學術為職業前途,都要走“學而優則仕”的路子。甚至在有的名牌大學中,許多已在教研崗位工作的博士,紛紛脫離教師本業,要到行政后勤部門去競爭個科長、處長。從職業分類的道理上講,這些學校部門所謂的“長”,原本是學校職員。古今中外的學校,辦學靠的是教員,哪有靠職員的?已有一定學術訓練的青年教師,不當教員當職員,而且趨之若鶩,實在是利益使然。這也足以說明學校官本位的膨脹,使學府安心治學的氛圍逐漸消逝,已然有了官府的仕途氣象。

  學術的劣質、扭曲與平庸

  學府的行政化,也就是學術的官僚化,必然造成學術的劣質化,特別典型的是所謂“工程”學術。在“工程”學術大行其道的今天,盡管其工程質量是大有疑問的,卻是投資浩大,動輒是上百萬一本書。而能夠拿到這些“工程”的,自然是非學官莫屬了。凡是參與“工程”的人,也能夠分上一杯羹。領導領銜首席,大家分成包干,“排排坐,吃果果”,名利雙收,何樂不為。至于能夠做出來什么垃圾東西,大家都心知肚明。

  學術官僚化最令人痛心疾首的,還不是上述這些問題,而是學術標準的扭曲。

  學術的官僚化,所對應的是學術權威的缺失,專業標準的淪落。韓愈《師說》有言,“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一直在做學術的尚且如此,遑論只做了半截子學問,或根本沒有做過學問的學術官僚了,他們哪能知道術業的精微?讓學術官僚制定學術評價體系,無異是讓非專業人士制定專業標準,只能是把學術活動指標化。這種指標化的學術評價體系,比較的只是數量的多少,卻難以衡量質量的高低。

  當前各個學校研究單位的學術標準規定,無非是在哪一級的刊物上發表了多少篇文章,出了幾部專著。且不說這些刊物的規定種類是否合理,就是質量較高的專業刊物也并非學界的同仁刊物,學術立場也是很有些折扣的,在厚幣謙詞的公關下,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差強人意的關系稿、人情稿。至于出書,在現在的出版條件下,就更容易了,只要有錢到位就行。

  真正發表起來比較困難的,往往反倒是那些打破了陳見舊說、觸及到某些敏感問題的真實性研究。諸如關于中國當代史某些領域、某些人物的研究,當前某些社會問題的研究,凡是與傳統說法不一致的,學術成果都很難發表。

  這樣,在政治化和指標化的雙重壓力下,既不能觸雷,又要完成任務,真正的學術研究難以正常開展,只能走平庸主義路線——政治上跟著主旋律走,學術上跟著指標走。學術研究的平庸化,必然造成知識的平質化。舉目望去,當前大量充斥學界的是沿襲陳說的“著作”,抱殘守缺的偽問題研究,大同小異的雷同之作。這類東西,只有指標的意義,評職稱的意義,沒有知識的價值。如果拋開道德評判,雷同與抄襲,在知識的層面上,也就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區別。

  學問之道,非學問之人難知個中三昧。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復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疊加。學術活動是人類探求真知的活動,是復雜勞動中最復雜的創造性勞動,很難用簡單勞動疊加的數量公式來測算其真實價值。試想,如果將一個著作等身的職業寫手與述而不作的飽學之士相比論,一是商業化寫作,一是學術性研究,根本沒有質的可比性。

  做一篇原創性和開拓性的學術論文,所需要的知識儲備、所下的研究功夫,絕非是搞幾部東拼西湊的專著能比的。還有的學者,皓首窮經,不著文字,只留下幾部研究手稿,但卻為人類的知識寶庫提供了積累價值。這就更難評價了。所以,學術的價值,只能是學界自明、業界自評,無法用硬性指標量化出來。

  但從另一方面講,在行政化的學術體制下,評審者缺乏應有的知識眼界和學術立場,在學術上較不起真來,不采取這樣的指標化管理,又當何如?如果當年學界按照現在的標準,可以說,自學成家的梁漱溟、學貫中西的史學大師陳寅恪等等著名前輩學者,都會被拒之門外的。

  學界的行政化導向,必然要混亂學術標準,帶來知識的劣質化。時常可見這樣的專家,渾身披掛了各種學術頭銜,經常出沒于官學兩道,但張嘴除了套話、空話,就是硬傷百出的錯話。如果盤查他們底細,實在是沒有做過一件在學界立得住的原創性學術研究。盡管他們是不能被學界引為同道的學人,卻是符合指標化數量管理標準的“雷”人,大都能列出一些人們熟視無睹的“科研”成果。這些人物能成為“專家”,正是當前學術評價體系的導向使然。

  有許多學者批評當前的學術評價體系是“逼良為娼”,違背學術規律。現在還要看到它的繼續,為娼還要逼良,要制造出一個平庸的多數,集體排斥那些出類拔萃之輩。如果對當前學界的腐敗問題做進一步考察,可以看到,能夠被公示于眾的“剽”客還是少數,更多的還是這些從事偽命題寫作、低水平重復勞動的“雷”人。這可能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腐敗,即一個社會的知識機理的敗壞。這是比少數人的學術行為不端更嚴重,也更可怕的事情。

  學術剽竊和弄虛作假,是任何地方都會發生的事情。但能夠形成一個社會性的腐敗問題,只有在學術的獨立性受到嚴重侵害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學界的行政化和學術的官僚化,會造就一批以官取學、以學謀官的官學兩棲動物;會用一種平質化的學術評價體系把學術標準演繹成人際關系的交易;會讓不學有術的投機鉆營者占據了學界要津,把學界變成濫竽充數者渾水摸魚的江湖,使平庸排擠了高明,劣幣驅除了良幣。

  如果學術不能履行我們薪火傳承、繼往開來、推陳出新的文化理想,長此下去,我們將憑什么來守護我們的精神家園?即使富甲天下,也不過是一群西服革履滿口粗俗的暴發戶,提供不了生命的價值和生活的意義。

  (本文刊于《文化縱橫》2010年6月號,原標題:“劣質學術的生產機制”。本文已獲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授權轉載)

精選網文之六:《別了,狗日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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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下這么一個題目,我自己都震驚了。作為一個有二十年教齡的老教師,我實在不想這么粗魯。可我已經忍它很多年了,快要被它憋死了,姑且就這么粗俗一回吧。

  1. 關于項目申請

  ① 持久的失敗

  從第一次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了到現在,已經10年了。10年,國家領導已經換了兩屆,10年,持久的抗日戰爭早已經勝利。而我,什么希望也沒有看到。盡管結果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當一次又一次不予資助的通知把我殘存的科研希望撕得七零八落,我出離憤怒了。幾乎每次都一樣的評議結果:三個評議人,兩個建議資助,一個持否定態度。“第幾次啦?為什么每次的每次都是兩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從統計學角度,三十次評語,有二十次贊成,那也是絕對大多數啊。”我輕輕的嘀咕著。

  一旁的妻子,冷不丁給我來了一句:“要是都給你不好的意見,你早就死心了,不吊吊你的胃口,有多少人會陪他們玩?”我瞬間石化!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而我一直在傻傻地充當著這么一個不光彩配角,十年來竟然毫不知曉。其實我何嘗不知道這些,只不過從來不肯真的相信罷了,心底總殘存那么一點點理想主義色彩。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算來也有十五年啦,很早就有人告訴我,要拿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一定要多去參加學術會議,多結識一些圈子里的人,本子的好壞起不了決定性作用。可我依然堅信,或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真的是公開公正公平的呢-----正如他標榜的那樣!

  直到現在,我終于徹底明白,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是所有基金項目中,婊子做得最好,牌坊也立得最高的(其他省部基金大都明碼標價,拿到以后反饋多少是有行規得,猶如街頭妓女,但至少不會立太高的牌坊)!我問過一些拿到過基金(不含青年基金)的同行,也無不有此感慨。

  ② 關于圈子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在發榜之前,拿到項目的其實都早已知道結果,他們從何得知?!入圈子是業內的潛規則,圈子里的人好相互照應。每年項目送審前,圈子內電話滿天飛,“項目到你這里的話,照應照應”“嗯,好的,一定給優先,我的到你這,也照應照應。”“喂,你的本子發我這里來了,我給了特優。”“那個誰的本子,是以前幫過我的人,照顧一下”如此等等。

  我從不入哪個圈子,我孤身一人從南方來到北方,實指望靠自己開創一片天地。然而,不入圈子就早已經注定了,怎么申報都是白費心機。一個本子要找你的麻煩,是很容易的事,隨便哪一條莫須有的缺點,都可以置你于死地。而你,連申辯的權利也沒有,這就是國家基金的評審規則。曾經早就有人告訴我,沒有拿到基金,評語再怎么弱智,也不要去申辯,申辯不會給你帶來任何結果的改變,只會造成負面影響,除非你是某某大牛的什么人!

  而我居然曾經傻傻地給國家基金委發過去兩次申辯意見。這種奇葩的不可申辯的通訊評議制度,有何公正可言?!他只是告訴你,你必須入圈子,進了圈子,你照顧我,我照顧你,評語不就是一句話的事嗎。盡管我什么圈子里的人也不是,我什么基金也沒拿到過,我什么也不懂,但我10年前就評審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細節不便說。只不過寫意見之前,已經定好了誰該否定,誰該肯定!其實,這件事也讓明白,自己一年又一年,辛辛苦苦寫了又寫的申請書,指不定會落在哪個日理萬機的“老板”手上,他怎么可能有時間好好看你的本子,他只需要瞄一下,本子是不是圈內人的,是不是打過招呼的,你的多少年的心血,在他那里屁也不是。

  基金委項目流動主任,歷來是一個香餑餑,單位也都會力推自己人去。可是看看招聘條件吧,一般要求博士學位,高級職稱。流動期間,基金委每月發2000-3000元津貼,原單位津貼取消,就這工資水平為什么還這么多人擠破頭皮想去。因為誰都清楚,流動一下,你就已經是圈子里的紅人啦,以后申請基金那都是手到擒來的事了。

  ③ 關于學科評審

  我們面對這么一個通訊高度發達的時代,本可以很多事情可以真正做到公開與公正。而有人偏偏不想這么干,因為這必然損害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假設,基金委信任通訊評議結果,那么,學科評審究竟是為什么而設。如果,信任通訊評議結果,直接讓每個通訊評審人打分,每個申請得分相加,按序排列,完全可以由計算機完成這些工作,減少人為干擾因素。這么多年來一直有人提這個,為什么不實行?通訊評議過后,實際上大部分申請書的結果都是可以操作的,只有少部分,每年大約能有3%的申請書,在3個通訊評議人(有的學科組是5個)那里都給優先資助的就算好的了,這部分屬于直接上,學科評審不加干涉。但資助率每年約在16~18%,剩下的,學科評審就是關鍵了,可以想象,學科組可操作的空間和權利!有了權力,就有了權力尋租的空間,大概這就是不取消學科評審的原因吧。也因此,跑項目,成為了科研體系內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單位跑,團隊跑,個人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跑得目前的科研氛圍烏煙瘴氣,沒有一塊凈土。

  ④ 關于省部基金

  除了國家基金,其他省部級基金同樣沒有公平可言,就拿天津市自然科學基金來說吧,除非你是天大或者南開的老師,否則,要拿到它并不比拿國家基金容易。對于我們一般的學校,全校每年拿到3、5個課題就算好的,比例比國家自然基金還低很多倍。對于這種衙門式的基金,沒有人幫忙無異于白日做夢。我們學校做得還算比較開明,每年都把省部基金申報指標下到各個院系,由院系答辯之后推選出上報的項目。我有幸在理學院曾經兩次以答辯排序第一上報,上報之后,有人就跟我說了,你找人了嗎,沒找人沒戲的,一般要申報前一年打好招呼的!我只能呵呵呵了,一我沒人可找,二我也試著托別人找過,但高達25-30%課題經費反饋而且還不能打保票。彼時,我生活都很拮據,哪里還有這么一筆現錢來做這種風險投資?因此,兩次我都不知道評審的結果,因為從來也就沒有評審的意見反饋過給我。沒有操作就沒有結果,這就是現實!此后,天津市自然科學基金每年依然如故地發布申請指南,但我連瞧它一眼的興趣也沒有,不就一妓女么!

  2. 關于科研經費

  ① 面上項目真的需要80萬嗎?

  提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經費提高到均項80萬元的那些人,絕對是禍國殃民的主。每年寫課題經費預算時,成了我的一大難題,一直在納悶,一個面上項目真的需要那么多錢?該怎么編才能花完這么多錢?我從均項20萬一直寫到均項80萬,這幾年化工試劑一直是降價的呀,為什么經費反而暴漲,是我們國家太有錢了么!有幸拿到課題的同行,也經常發出得意的抱怨,唉,我這還操心多少多少萬沒花完呢。于是,在大學里,每天都能看到,教授們怎么想辦法弄發票把項目經費報出來,有的專門委托研究生負責報銷工作。

  是呀,這么多的錢,要報出來也算是一項比較大的工程。試想,如果都用來買試劑的話,用一個價格適中的試劑,使用較廣泛的溶劑來算算:無水乙醇,市場價含運費2.5元/公斤,可以買下320000公斤。試劑應該是項目研究最大開支,也許有人會說,我用都是進口試劑,好幾百元一克呢,那么我請問你,你做這種研究意義何在?給外國試劑公司創造利潤嗎?面上項目支持的不應該是這種攻堅克難的項目,面上項目本來就應該面向大眾,研究一些最基本的科學問題,或者解決最基本的一些應用技術問題,目的應該是降低生產力的成本。不排除確實有些前沿項目需要使用高端試劑,但國家專門有這方面經費支出,863,973,創新團隊,杰出青年基金,重點基金等大項目有的是。或者還有人會說,我的實驗測試費很貴的,80萬真的不夠用。拉倒吧,騙一騙業外人可以,做過科研的誰不清楚,大型儀器本來就掌握在你們能拿到項目的圈子里的人手上,對于需要使用某一特殊儀器的非圈子里的人,你們要價確實比較狠。對于本來就是圈子里的人,一個電話就可以解決,一分錢也可以不要,因為你也可能有用到他的儀器的時候。還有人會說,我的人工費很貴呀,我給研究生開的工資很高,那么請問項目經費是用來發工資的么?而且,真正的人工費,大部分也不是真的用在研究生工資上了,而是用在課題鑒定,研究生答辯等互相包紅包上了吧。

  ② 關于平均科研經費

  科研經費腐敗的丑聞屢發,除了個人原因之外,課題經費的無序發放絕對是一大誘因。我們來看看2014年度全國各高校科研經費情況(數據引自http://www.bioon.com/trends/news/615171.shtml),2014年度全國有227所高校科研經費超過億元(多么驚人的數字,我們國家多么的舍得科研花費)。平均每位老師年度科研經費超過50萬元的高校17所,這么多白花花的銀子,你們大學老師怎么還天天哭窮呢!就連我所在的學校人均科研經費也達12萬元,但是,依然只是平均,數據統計就怕平均二字!

  實際的情況是,我和我身邊大多數同事很多年都沒有一分科研經費到帳。在大學里,真正科研經費充足的老師是不多的,大量的錢只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而這些人往往身兼行政要職,根本沒有時間進行科研工作,于是在他們手下便有了二老板三老板。有的研究生好不容易報上了很有名的導師,但之后他會抱怨說,我甚至一年都沒見過我的大老板。是啊,大老板也忙啊,既要忙于處理政務,又要忙于各方應酬,還要忙于跑項目,爭取更多的經費,底下要養那么多人呢,豈是學生輕易見得到的?

  于是,在大學里,形成了科研經費高度集中的奇怪現象,有錢的越來越有錢,錢能生錢,在那個地方被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了。而沒錢的,哪怕最基本的玻璃儀器也湊不起來,拿什么搞科研!于是,在大學里,還形成了另一種奇怪的現象,科研經費很多的大牛教授們,承擔的教學任務很少,他們沒有時間上課,也沒有必要上課,能給學校帶來科研經費就是最大的貢獻了!真正奮斗在教學一線往往是青年教師和像我一樣拿不到課題的副教授們。

  千百年來“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不知從何時已經更改為“師者,項目,課題,經費也”。

  3.  關于大學教育與科研的關系

  忽如一夜春風來,不知道從哪個晚上開始,全國大學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升級的高潮,伴之而來的是有特色的專科性高校越來越少。綜合性大學,研究性大學成了高校建設的共同目標。教學,越來越成為大學里的雞肋,科研占據著大學絕對的主導位置。

  什么是大學?《漢書·禮樂志》云,“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封建帝王尚且尊崇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反觀我們現在的大學,有幾所還在保持教化學生為自己的根本任務?上層建筑對大學的評價是看拿到多少項目經費以及發表多少論文,必然導致眾多高校對自己的根本職責集體失憶!

  在大學里做教師,成不成功,科研經費決定了一切,拿到的項目越多,給學校帶來的創收越多(不論什么項目,學校都要抽取一定的管理費,雁過拔毛,最低的縱向類項目為5%,以我校2014年到校項目經費1個億來算,即便全部按最低的比例抽成,學校也可得500萬元),所以能帶來更多項目的老師工資更高,獎金更多,也就不足為奇了。問題是,既然如此,老師們何必吃力不討好,把時間都放在編寫教案,認真備課上課上呢。你教的好不好根本不重要,只需要有大量課題經費,你的職稱,你的聘任級別馬上可以直通最高級別。反之,教得再有水平,沒有課題經費,一切都是白搭。這是一種神馬邏輯關系,坑苦了寒窗十年的孩子們!我們一再哀嘆大學生的質量一年不如一年,除了擴招的因素之外,以科研經費為主導的評價體系難道不在其中推波助瀾了么?!

  我曾經在老區一所中等師范學校教過四年書,那是井岡山腳下的一個小縣城,在那里我度過了工作生涯中最快樂的四年。在那里,學生和老師每天按時出操,按時上課,按時下班。教師沒有科研,沒有壓力,有的只是快樂。盡管招收的只是初中畢業錄取的學生,但素質都很好,他們知書達理,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三筆字個個拿得出手,山高皇帝遠,反而為學校開展真正的素質教育提供了便利。學生不僅學到了許多實用的知識,他們畢業后在各個單位都干得很好。盡管當時學校沒有開設英語課,但許多同學后來都考上了全國各地重點院校的研究生,一點都不遜色于我現在所教的大學生。如果不是因為四年后趕上了全國中專大合并,我所在的學校被撤銷,我本來可以在那里快樂地度過我的一生。

  大學教育是什么?我常常帶著這個問題審視我們的大學,審視我們的大學生。當我坐校車回河西區,車上已沒有車位,但沒有一個同學起身(哪怕假意說一聲老師請坐這),我發現了大學教育的失敗;當我收作業時,看到作業紙上畫滿比醫生開方子還難辨認的鬼符般字體時,我發現了大學教育的失敗;當我每次監考,注視著那些東張西望茫然無措的眼神時,我依然發現了大學教育的失敗。大學監考,一年級新生時最好監的,他們剛從中學來,不知舞弊為何物。年級越高,越肆無忌憚。那年,有同事因收繳舞弊學生試卷而被打時,我甚至感覺到對大學教育的絕望。所以,后來只要我監考,我總會先罵上一通,你們四年都學了些什么?本來老老實實一個人,讀完大學之后,什么也沒學會,就學會了弄虛作假么?!

  誠信的缺失,是大學教育最大的失敗。而這種失敗與科研業績作為高校評價的主導體系是分不開的。由于科研鴨梨山大,教師根本無暇顧及學生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甚至學校對于學生的政策也轉變為教師的科研服務,研究生就不必說了,只要發了SCI收錄論文(關于論文,后面我會專門再談),就獎勵,不發論文畢不了業!

  本科生也難逃厄運,一篇本科畢業論文,要求兩萬字數,我至今不明白論文字數與論文質量存在何等關系?從開題到答辯僅本科畢業論文就需要填寫十余種表格,一個教師帶十幾個本科畢業生,光表格填寫就弄得你精疲力竭的,還怎么讓學生好好地做實驗。而且,畢業論文期間,正是大量公司招聘畢業生的時候,許多學生還要忙于參加各種招聘會,如果因為一個本科畢業論文工作落實不了,就業率又下去了,所以你還不能不讓他找工作去。

  那么,問題來了,這兩萬字的論文怎么完成?!于是,本科畢業論文中,前言綜述部分蔚為壯觀(往往占篇幅的一半以上),圖表頁數也頗波瀾壯闊(字數不夠,圖表來湊),然而,最重要的部分“結果與討論”部分卻寥寥數語(不足為奇,一個本科生你希望他能討論出多大的名堂?)。就算我們自己,大都經過三年碩士,三、四年博士研究生的系統訓練,要寫出兩萬字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況且,真正好的論文應該講究言簡意賅!既然大家都是通過湊字數來達到本科畢業論文的字數要求,抄襲在所難免,前言綜述部分,他不抄襲又能怎樣?你指望他看幾十篇上百篇文獻提煉綜述,這本來就不切實際(當然不排除極個別同學有這水平)。誰不知道,綜述論文是最難寫的!管理者不愧為管理者,要求本科畢業論文查重,查重率不得超過多少多少方能過(我不反對查重,因為我反對抄襲,但我反對只看查重結果,而不切合論文實際情況,許多本科論文都是上屆畢業學生工作的延續,其引言部分必然有很多相同之處,尤其是許多已有定論的經典研究成果,引用它們何錯之有?)。這種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只能逼迫學生把原本很經典的一些定義,定理,撰改的面目全非,從而得以成功逃避查重軟件。這種畸形的本科畢業論文管理制度,不是在逼著學生造假么?制度的不合理性導致學生誠信的缺失是非常可怕的,當他們走上工作崗位以后,有的把這種思想帶入自己的工作中,有的考取研究生以后直接以這種態度去對待科研,這不是貽害一生了么?!

  4.  關于科研業績與教師考核

  ① 雞肋的教學

  我并不反對科研在大學教育中的存在,在提倡全民創新的時代,有想法就去試驗當然是好事。但把大學教育完全綁架在科研上,就有悖教育的理念。教育本來應該是快樂的,科研本來也應該是愉悅的,一旦讓它主導教學業績,我就不知道大學辦學的宗旨在哪里?看看現在的許多高校吧,都在比著把本應是教育學生的圣地轉變成各式各樣的研究所。

  就拿我所在的學校來說吧,教師的考核,分A分,B分和C分。A分是科研經費到帳得分,B分是發表論文得分,C分是教學得分。聘任時,主要看A分,A分決定了你能不能聘任更高一級的崗位,B分決定了你是不是能保住自己職稱內的最低崗位,匪夷所思的是,本來應該放在首位的C分,對于你的聘任不起任何作用。如果你A分高,C分有沒有也沒人在意。換言之,對聘任職位高低起決定作用的是科研經費。每1萬科研經費折合50分A分,A分還可以用來充抵B分(與之對應的是,B、C分不可以充抵A分),換言之,你有科研經費了,不發表論文也沒有關系,不好好教學也沒有關系!這是怎樣的一種辦學理念!學生的位置在哪里?!

  大學交給市場以后,學生本應該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本應該倍加珍惜。然而,學校往往會采用錯誤的珍惜方式。比如,一旦考試的時候,老師要多抓幾個補考,學校就不高興了,你抓一次,讓你再出一份補考題,你再抓一次,再讓你出一次補考題,直到學生補考通過,折騰到你自己都不愿抓補考了為止。后來我才知道,原來你抓多了補考,學生畢不了業的話,對學校名聲不好,會影響到下屆招生。補考影響招生,所以質量再差,你也得放過去,這就是大學教育如今的現狀!這樣出來的學生質量能好到哪里去,為什么你們不想一想,長此以往,還有多少人愿意把孩子放到這樣的大學里來呢。

  ② 關于教師業績量化

  教師的業績也能量化計算,我也是醉了。記得,讀大學時,參加過一次系里的以雷鋒為主題的演講比賽。當時,系里搞了個綜合測評,做了好人好事可以加分,所以很多班干部依靠這條都能拿到獎學金,我在演講時抨擊了這種現象,“雷鋒精神也能打分,這真是一種創舉啊!”博得了許多同學的共鳴。

  選擇教育,就選擇了奉獻,選擇了教育,就選擇了清貧。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是對教師行業的真實寫照。一個需要用“心”、用情感去做的事業,怎么就能量化起來了呢?

  最近,微信朋友圈流傳這么一個段子:一位教師問禪師,“大師,我是個老師,每天備課、上課、管理班級、做孩子思想工作;還有培訓、晉級、科研、考核,壓力很大,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又不能顧家,還要面對社會的質疑,家長的不理解,我該怎么辦?”禪師右手拍左胸,不語。我有點頓悟:“您是說不要抱怨,要問心無愧,要對得起心中夢想,對嗎?”禪師搖了搖頭說:“你離我遠點,我出家以前也是老師!今天聽你又說這些,心堵得慌……。”

  是呀,在現行的體制下做教師,有幾個能不感到堵心的。作為大部分教師來說,他們只想好好地教書,好好地育人。可是在大學,我真的已經看不到大學的功能還能育人了。除了科研,教師授課也是量化計算來得報酬,按我們學校,超工作量一課時,目前是50元,只要超了,就有錢,沒人問你課上得怎么樣。教師教學的工作大部分其實是在課堂外完成的,我不知道量化的依據在哪里?備課,輔導,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教案,有良心的教師他們把全部的心血都放在教書育人上了,如何量化這些感情的投入?教書育人本身就不是一個可以量化的工作。而高校的管理者們(我揣測他們大概教書不咋的,但科研“實力雄厚”),于是炮制出了科研業績主導一切的教師管理體制。因為科研業績很好量化,爭取到科研經費1萬元,折分50,發表1篇論文,根據論文級別折分若干。你的科研分數越高,聘任的職位越高,獎金越高。在大學做老師,貧富差距是非常大的,一心一意搞教學的老師往往是收入最低層的,這是一種怎樣的變態體制!這種在領導眼里所謂的科研激勵機制,實質也只是為制定政策者服務的工具。因為他們可以制定這種政策,也就可以隨時更改政策,一旦太多的普通教師能夠拿到更多獎勵,政策隨時會朝令夕改!

  以我自己的經歷,學校制定的所謂激勵制度,實質只是激勵了部分領導樂意激勵的人,而對領導不樂意激勵的人卻是極大的打擊。我還在講師職稱的時候,學校剛好出臺所謂的科研激勵機制,那個時候,自己還很高興,認為可以靠自己拿到高一點的崗位。為了早日評上高級職稱,我自己一個人,沒有經費,沒有課題組,起早摸黑,發了一系列論文。所以講師期間,按照學校文件計算,我的科研工作量已經超過教授三。正當我的高興勁還沒緩過去,以為自己起碼應該給個副教授崗位了吧,幾天以后,學校來了一個補充說明,講師不在低職高聘范圍內。好吧,誰讓咱是小講師呢,好不容易熬過了講師期,我以9篇SCI第一作者報評副教授,記得當時人事處接材料的同志開玩笑說,你這材料比報正教授的一些老師的好要硬。我只能呵呵呵,五味雜陳。不管咋的總算評上了副教授,我的希望重新燃起,因為我的科研業績分依然超過了教授三,心想這下至少應該給我副教授一的崗位吧。沒高興兩天,又一個補充說明來了,凡是當年晉升職稱的,只能保晉升職稱內最低崗位。這是什么依據?敢情在他們眼里,能給你晉升職稱就已經是恩寵有加了,還想什么高崗位!好吧,我繼續忍,人在屋檐下嘛。好不容易熬過了一個聘期,心想這下你還能阻止我了嗎,還能有什么理由。我甚至提前慶祝了,以為這次至少上副教授一崗位了。但你一個普通教師順其自然的想法,永遠跟不上政策制定者詭計多端的變化!又是沒過兩天,又一個補充說明來了,這次聘任副教授一的崗位沒有這么多指標,上一聘期的副教一崗位的這次全保住了,只給學院增加了一個指標,你們十幾個老師爭去吧!我去,這是什么狗屁激勵政策,政策制訂的時候,沒有指標之說呀。這可真正是按需設崗啊!不想讓你上,可以隨時加補充說明!而我居然次次中槍!敢情我所有的科研業績沒有一次派上用場!我所有的努力,在政策面前不堪一擊!老子不陪你們玩了,愛咋咋的!我是一個教師,我只想好好地教我的書了,以對得起教師這份神圣的職業!

  只有在面對學生的時候,我才能感覺到自己存在的意義,也才能感覺到作為一位教師的快樂!我只想享受這份教育的快樂,請你們千萬不要再逼我完成所謂的科研工作量!科研對于我,只是在我想做,有想法的時候才去做!憑什么逼我,為了所謂的業績,發一些破爛的論文,走一些歪門邪道!

  科研業績綁架教師崗位,帶來的絕對不是公平公正,而是更多的貓膩與對大部分勤勤懇懇的教師的心理極大打擊。其害處還有很多,比如,沒有關系,不入圈子,縱向科研項目是很難申請到的,尤其像我們這種水平一般的院校。于是一些教師,為了保住自己的崗位,四處找企業弄所謂的橫向項目。企業領導也不是吃干飯的,大概也清楚大學教授們的斤兩,真正給你投錢的是不多的,除非他們能見到了有利可圖。所以,一到快要到聘任的時候,高校教師們各顯神通,先算好差多少分數才能保住崗位,折合人民幣多少萬元,然后找一家企業(跟你的研究搭不搭架也沒有關系,學校只要有錢進來就好了,就有業績了),用自己的錢打到學校,以滿足工作量的要求。如此一來,企業高興,不用出錢也有合作項目;學校高興,呵呵,橫向項目可以抽去20%的管理費。可憐的只有我們這些窮酸教師,不僅被逼良為娼,而且白白損失真金白銀!接下來,還得想轍把自己搭進去的項目錢趕快報出來,要不,家里可要揭不開鍋了!這些內情,業外人士是不知道的。我曾經被選派到企業做特派員,所以對于企業的訴求還是了解一些的,他們的技術是絕對保密的,你不可能插得進去,他們只希望借重你的人脈與技術與他們聯合申請項目,一起騙點錢花,這就是目前真實的情況。我始終不明白這種科研項目意義何在?!如我一樣恥于這么干的老師,就只能逆來順受地接受低一級聘任崗位,胳膊扭不過大腿,“科研業績決定一切”,這是學校的紅頭文件,不行你走人呀!(旁白:如果還能回到十年前那種來去無牽掛的狀態,我早就走了)

  5.關于SCI論文

  項目到手了,還得結題!于是,論文成了高校的另一道風景。國家項目難拿,但結題卻并不難,一般只要弄幾篇論文就可以交差,就結題的成本來說,根本費不了多少錢,況且發表論文還有獎勵的!說來慚愧,我沒有得到過什么項目支持,但也發過十幾篇SCI收錄論文,完全自己寫的。

  可是我現在越來越反感寫那些無聊的論文,為論文而做科研,簡直無聊透頂。要造一篇論文,其實很容易:第一步,查文獻;第二步,依照文獻作某些方法或技術改進(是不是比原文獻方法更好,天知道),各種數據測試,紅外,紫外,XRD,掃描透射,先不管有沒有用,數據拿到;第三步,羅列數據,自圓自說;第四步,起一個響亮的題目,網上投稿,一個月后,minorrevision,又一個月后,可能繼續minor revision,依照論文評閱者提的問題,委婉地回答好了就OK了;第五步,submissionaccepted ;第六步,大概又過去兩個月,submission published,萬事大吉。

  以上就是一篇SCI收錄論文炮制的基本模式!我們國家近些年絕對是論文炮制大國,這跟目前的教育評價體系有密不可分的關系。2014年,我國機構作者為第一作者的SCI論文共有23.51萬篇,多么激動人心!可有多少論文是真正有價值的,天知道!記不得今年的是哪一天,我在辦公室閑來無聊,突發奇想,想看看我校所發表論文的引用情況,以單位名稱搜索(含第二單位,也就說其中有許多并不是我校所有權的),數量倒是真不少,2573篇,我仔細數了一遍,被引頻次大于或等于10(這就算是有人看了的論文了)的有248篇,占16.6%,大部分論文被引頻次為0。用業內行話來說,其實絕大部分論文,發完也就發了,但幾乎就是垃圾,看都沒人看。我看了一下我發的第一作者的10來篇垃圾,還好,我的這些論文被引頻次加起來居然超過了200次,也就是說,在我們這種一般學校,我的論文質量應該不在中下之列。然并L,自己才知道這些論文有多沒意思,為了多發,快發文章,本來可以寫成一篇長論文的,非拆成2-3篇,發快訊;本來還沒太弄明白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為了搶時間,先發出來再說。這種壓力之下的科研,壓力之下的論文,我自己事后再看,常常感覺惡心。我國從2007年開始一躍成為論文制造大國,有多少垃圾的成份在里面?!

  我曾是Chemical Communications,Macro molecular Rapid Communications,Materials Chemistry and Physics,European Polymer Journal,Canadian Journal of Chemistry,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Catalysis Science &Technology,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Polymer Chemistry和Polymer Bulletin 等國際期刊的審稿人。盡管審過不少稿,但大部分也是made in china,考慮到民族情結,一般都會給pass。

  講一件審稿中的笑話,你也許就對科研論文不會那么膜拜了。大概在兩三年前,收到一篇審稿,是做一個聚合物與CaO的復合納米材料。我很認真地看了其實驗步驟,在大量(或許是200ml)鹽酸中,加入聚合物,然后加入少量(或許是0.1g)CaO。總之,反應不知道多少時間,接下來,各種表征,無一例外的都有CaO神奇的特征峰,而且無一例外地很清晰。我的個天,那是神馬CaO!我毫不客氣地寫下評語,你的CaO能在大量鹽酸中存在,真是神的CaO,我是人,看不懂,請你把論文送到神那里去審吧!做論文做到連最基本的一些化學原理都丟了,我不知道這種論文對社會有何貢獻,每當我看到大量類似的垃圾論文,我仿佛看到,登載它們的一頁頁珍貴的紙張,以及倒下的一片片森林,還有留下的一片片沙漠!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沒看到。這一次審稿經歷讓我對科研,對科研論文產生極度的恐懼感,長此以往,我不知道我們的科研精神將會被引向何方!

  或許是我的論文確實有人看了,曾經,我居然兩次收到國外學生求職的CVs,大意是說看到我們課題組發的論文,覺得與自己的工作吻合,想來我研究組做博士后。收到這種求職簡歷,我才真正意識到,論文的影響原來可以這么大。我從來沒有過什么研究組,所有第一作者或通訊聯系人的論文,都是我自己做的實驗,自己寫的論文,自己投的稿。那純粹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科研工作量的要求而寫的“垃圾論文”,因為它們沒有任何原創性,也不是自己真正想要做的科研。只是為了多發、快發論文而找的當前研究熱點,在別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某些修修補補而已。換句話說,無非是在別人嚼過的甘蔗上,再咬上幾口,索然無味。

  我也曾經幻想自己好好做一些具有原創性的科研工作,現實的體制下,我能么?先不談條件的不許可(在高校,如我等弄不到項目的劣等教師,科研條件自然上不去,有時連最基本的瓶瓶罐罐也滿足不了,而高級別論文是要靠高大上的儀器設備才能完成的)。真正的科研,應該是允許我一年、三年甚至十年不發一篇論文,允許我甚至一輩子不發論文,因為探索性的東西,本身就可能一無所得。那樣的話,職稱怎么上,工資怎么漲?老婆孩子怎么養?所以,身在高校,我就不可能隨心所欲,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科研。你必須去做功利性的科研,發論文快的“科研”,順應考核要求的“科研”。

  這就是目前高校科研存在的普遍現象,我始終沒明白這種急功近利的科研,它還是不是真正的科研?基于這些,我給兩位求職者的回復大意是這么說的:第一,我沒有資格帶博士后(我連碩導都不是,盡管事實上已經帶過幾個碩士研究生,但因為沒有科研經費,我碩導都算不上,又是這該死的科研經費!);第二,我沒有經費負擔博士后的工資,所以只能拒絕你的好意。其實,還有第三(怕有損國格,我沒有說),我做的東西都是“垃圾”,來了你會失望的。

  6. 理想中的大學及現實中的大學亂象

  所以很多東西對于外行來說,或許很神秘,很高雅,一旦自己深入其中,原來并不是那么回事!這也是這幾年我越來越反感做科研,反感做那些無聊的應急性論文的原因。我理想中的大學,科研應該回歸本原,他原本就應該只是教學之外的興趣使然。我首先應該是一名教師,首先應該對學生負責,而不是對那些無聊的科研考核負責。科研不是我的本職工作,那是全國各個研究所同志們的本職工作。為什么我們現在的大學都在舍本而逐末,不好好地把學生培養好,非要去搶研究所同志們的飯碗。我不是反對在大學搞科研,大學需要科研,這是毋庸置疑的。但真的不需要逼迫每個老師,每年都去完成數字化的科研任務。這種壓任務式的科研業績,本身就違背了科學研究的精神。我只是一個教師,我只想好好地上我的課,好好地教育我的學生,真的就不行嗎?當某個問題需要進行科學實驗來加以驗證的時候,我和同學們可以快樂地做一些科學研究,這樣一種最基本的本應該屬于大學教育的理念,為什么現在蕩然無存了呢?為什么非要以科研業績來評價一個教師的成功與否?為什么非要一窩蜂地辦成研究性大學?放眼全國,還有多少高校把育人當作自己的本職工作,有多少教授們在真正地加強自己的學問,如此下去,“學問”這個字眼,在大學里沒幾年就會消失!而新興的一些字眼,如“老板”,“ 大老板”,“ 小老板”,“ 大牛”,“小牛”等本就不應該在高校教師中出現的字眼卻愈演愈烈,甚囂塵上。科研經費真的能代表學術水平和學問么?!

  這或許就是高校市場化的結果,當學生成為高校賺錢的籌碼,當金錢主導高校教育的時候,大學真的很悲哀了!更可悲的是,我們太多的教師業已麻木,任憑這種錯誤的主導思想橫行肆虐。學生在這種畸形的制度之下,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許多同學對我抱怨過,四年大學不知道學了什么。他們既沒有學到有用的技能,又沒有扎實的理論基礎,既找不到與企業銜接的方向,又缺乏進一步深造的動力,越臨近畢業,越是茫然無措。我非常同情學生的這種彷徨的心情,他們除了考研,好像就沒有了其他好的選擇。是呀,這種急功近利式的大學教育制度下,別說學生,我這個教了二十年書的人都越來越看不明白。寬進寬出,成為了當下大學的指導思想。所有的學校,總是想著各種辦法擴招,因為有了學生就有了收入。一所高校往往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學院,為了多招學生,新辦專業層出不窮。有的專業,剛開始申辦時,把幾位老師召集起來開一個會,一個新專業就成立了,專業要辦成什么特色,究竟要培養學生的什么素質都還沒搞清楚就在招生簡章上亂吹一氣。而剛參加完高考的中學生怎么可能知道其中有詐,這些新專業的名稱往往還很誘人,只有當他們真正踏入其中,才開始了不甘與后悔的四年。只要專業批下來了,應付監管部門的檢查也不在話下。我自己曾經就是新專業建設的參與者,而且擔任過多年新增專業的教研室主任,個中滋味,依然五味雜陳。上面一說要來檢查新專業,基層教師累得就像那什么似的,教研室所有教師都要行動起來,編造各種表格,捏造各種數據,分門別類,裝好幾十個盒子,等著無聊的人去看這些無聊的東西。編造這些無聊的材料不僅花去一線底層教師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且,你沒有任何功勞,一旦獲得上級好評,功勞與風光都是領導的;反之,一旦有疏漏,責任全部在教師,鐵一般的紀律這時一定會顯現出來。這些情況,讓本來就苦不堪言的一線教師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還怎么集中心思去搞好教學?!

  當學生成為學校賺錢的對象以后,教育就已經在走歪路了。學校也會盡可能節省學生在學習中必須的開支。就拿實習來說吧,現在高校的實習,已經形同虛設。實習本來是學生最好把所學專業與社會聯結起來的必不可少的階段,而且可以真正學到很多實用知識的階段。可如今,一者沒有哪個企業愿意長時間對學生開放實習;二來學校也不愿意支付一筆高昂的實習費用,這時候能省則省,往往只是組織學生到企業走馬觀花的轉一圈,上午去,下午就回勒,象征性地完成實習任務。這種形式上實習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想當年,我們大學實習,實打實的半年在校外,實習期間真正能學到許多經驗。學校目前總是把學生無法開展正常實習工作的責任推給企業,一句話,都是企業不愿意接受實習。其實,節省開支,才是學校真正的目的吧。當教育成為了賺錢的工具,我們的子孫后代還有什么希望?!

  7. 牢騷之外

  社會需要牢騷,更需要牢騷之外的意見或建議。牢騷的初衷都只是希望社會朝著更公平公正公開的方向發展,希望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真正和諧地、可持續地朝著“幸福”的目標邁進。基于此,筆者根據這些年的經歷,特提出以下一些建議:

  ①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可以休矣。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從80年代運行到現在已近20年了,其做出的貢獻,自有人大夸其夸,筆者不添花。由于其掌管的經費越來越多(這些錢每一分都是人民的血汗!),牽涉的利益關系越來越復雜。怎么樣才能打破這種多年來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的利益關系,最大限度發揮科研經費的效用,而不讓經費過度集中在少數人身上,造成無謂的浪費。緊緊靠幾句話,加強監督、信息公開是不可能辦得到的,因為既得利益者們自有其老謀深算的應對策略。唯有撤消,一勞永逸。撤消之后,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一部分人大代表,另行成立科研基金監督委員會,對所有的科研經費進行監管。科研經費也沒有必要分成N種資助計劃(目前科研資助計劃名目繁多,什么百人計劃、千人計劃、杰青、重大專項、863、973、面上、地區、聯合基金……..),哪一分錢不都是人民的血汗!那么多的名目,造成了管理上更大的困難。而說白了,無論設多少種資助計劃,錢依然是在那些既得利益者之間轉,你幫我這個了,我幫你那個!

  本來很簡單的事情,弄得越復雜,好像才能越顯出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似的。其實,關于科研經費管理很好辦,所有項目只需要劃分為兩類:面上項目和重大項目。面上項目,面向社會所有人員征集;重大項目申請者組織現場答辯,打分排名。面上項目經費每項20萬元左右,20萬元足夠完成一個面上項目的工作。重大項目每項200萬元左右,用于支持科研實力很強、技術要求很高的項目。

  面上項目,連函評都沒有必要了。目前所實現的函評制度,本身也什么意義,凡是做過國家基金的就可以評別人的本子,外行也可以評內行。一旦碰到內行而且做的方向跟你一致,你可能更慘,他可以隨便找一條莫須有的理由斃了你,然后自己先按你的本子做起來了,你那可貴的想法完全為他所用,還有比這更糟糕的事嗎!

  以目前科研經費來看,完全可以做到:只要申請者有一定基礎,就直接資助。目前,面上項目平均是80萬每項,資助率大概在16--18%左右,如果降為20萬每項,基本上原面上項目的經費就可以達到申請者每人一項。這種支持面擴大了4--5倍,其總體產生的效應,決不會比目前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要差,可能要好很多倍。因為很多有想法、有志氣的研究者都不喜歡去巴結權貴,而這些人的想法往往比某些權貴們要高明得多,只是缺少契機和經費而已。我經常看中央臺10套的“我愛發明”的電視節目,里面許多農民做出來的科研成果,大學教授們都要自嘆弗如,如果類似的人能獲得資助,遠比把錢投在看似高深莫測的,沒有任何產出效益比的,一些天花亂墜的大學教授們的身上。在大學的教師之間流行一句話,真正想做些科研的,沒有錢做,不真正搞科研的,錢花不完。這就是現實!如果面上項目能廣施種子,其結果一定會遍地開花。,這條建議如果能夠實施,基金的管理,也變得非常簡單:只需要在網上跟蹤項目進展就可以。獲得項目支持的人,定期或不定期把與項目有關的成果在網上上傳就行了,監管層只需要在網上就可以對項目進展情況了如指掌。獲得過資助,但完成效果很差的,下次申報,可以限制。

  ② 高校應該正本清源,重新認識高校的責任與任務,把培養學生放在第一位。科研可以存在并且大力發展,但不要綁架所有的一線教師。建立一個可行的科研獎勵制度,對科研做的好的老師進行適當的物質獎勵,以鼓勵創新。不宜把科研業績與教師的工資掛鉤,一旦掛鉤,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多重獎勵!

  教學應該放在首要位置,評價教師,應該回歸教學為主導,科研為輔。鼓勵教師大膽探索一些短期內可能難以見成效的研究,不給教師太大的壓力,但盡量滿足教師進行科研必須的一些條件。學校的資源應該建立一個公平利用的平臺。目前,在高校,好的科研儀器、高大上的實驗室往往都是隨著權力進行分配的。誰有更大的權了,就有了支配更多資源的便利了,這也導致一些教師挖空心思巴結領導,弄個一官半職,然后給自己的科研創造條件。而我們這些啥也不是又不愿委屈自己的教師,結果就是,連獨立的辦公室或者實驗室都沒有。一旦你多帶幾個學生做實驗,實驗室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了。一個獨立的思考空間都沒有,怎么搞科研?資源共享,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不是那么回事。

  重要的事情想再說一遍,高校究竟是干什么的!非要都去搶研究所的飯碗而忘記自己的本職嗎?難道不應該讓教學回歸,以學生為本嗎?!

  8.幾點聲明

  ① 發這些牢騷,我不是針對我的工作單位天津科技大學的。這不是一兩所學校的事,可怕的是全國大部分高校都存在這些問題。憑心而論,我的學校還算可以的,單位領導還都挺親民的,只是我不上進而已。

  ② 本文所提到科研亂象,主要是指一般二本高校里的現象。不包括那些真正在做科研的單位和真正以科研為己任的可敬的科研工作者們。我曾經在兩個3A級國家重點實驗室學習過,也接觸過不少真正的科研人,他們吃飯時想的是科研,睡覺時想的是科研,一天十幾個小時呆在實驗室,沒有節假日。這些人是我國科研事業中的真正的脊梁!國家把研究經費交給他們,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③ 由于本文討論的是普遍現象,切勿對號入座!一旦對號,好像就說的是自己喲。

  ④ 我作別科研,作別的是那種為了聘任、為了業績而做的科研,愛咋聘咋聘!我只想靜靜,靜靜地思考一下我自己想做的科研。

  ⑤ 如果可以,希望萬能的朋友圈能讓本人的牢騷被科研計劃以及高校教育決策者們看到,還大學以“大學”為宗旨。

  ⑥ 我只是一個教師,一個應該以教育為己任的教師,一個應該對得起人民教師稱號的教師而已!其他的,隨他吧!

精選網文之七:《高校教師吐槽科研經費亂象:先逼良為娼再抓嫖

https://new.qq.com/rain/a/20140724079367

  他找到自己的學生,將課題經費以勞務收入的形式打到學生的賬戶,給學生一點提成后,再收歸己有。

  制度的缺陷,將老師普遍置于違法違規的危險中。“就是先逼良為娼,再抓嫖,導致知識分子斯文掃地。”

  “科研為什么不能是承包形式呢?就像國家承包工程修路,我把路修好,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就行了?”

  “科研經費管理使用混亂,違規現象突出。”2014年7月,中央巡視組對復旦大學的點名批評,將“科研腐敗”這個中國學術界經久不衰的話題,又推到了輿論的前臺。

  這一話題的背景,是至2013年底,中國的科研經費已經位列世界第二。但與之相對,則是中國科協的相關報告顯示,從全國來說,資金用于項目本身的比例僅40%。

  《人民日報》曾將“挪用”的手段,歸為“貪、吞、套、騙、假”,虛列預算、用假發票套取資金,以勞務費、差旅費的名義騙取,在近十年來曝光的科研違規中,屢見不鮮。

  隨著科技部長對科研經費管理“惡性問題”連說兩個“憤怒”,并表示“痛心”和“錯愕”時,無論政府還是公眾,都開始用更冷峻的目光注視中國的這群“墮落”的“高級知識分子”。

  當肅殺的氣氛傳到高校,卻引發了教師們的反彈。

  在東南某985高校,2014年6月,學校專門向教師傳達了“反腐”的精神,告知最近風聲很緊,提醒他們要嚴格遵守經費使用規定。話音剛落,老師們反而炸開了鍋,紛紛指責不是監管不力,而是管得太多;不是“師道淪喪”,而是被逼無奈。

  安徽一高校的校辦主任向南方周末記者表達了他的憤慨,“現在的制度,就是先逼良為娼,再抓嫖,導致知識分子斯文掃地。”

  “卡死”在紙面上

  未來四年的研究行程,在一秒鐘之內被“未卜先知”。

  第一次申請上國家社科基金是六年前,南方一所985高校副教授王亮記得,當時還沒來得及慶祝就發現,麻煩才剛剛開始。

  與立項通知書一起來的,是一份《項目預算表》。

  自上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確立了學術研究的“課題制”管理模式,主要采用由中央政府、地方各級政府提供課題資金,高校教師申報的研究形式,這類課題被稱為縱向課題。此外,國內外各種組織機構、企業、事業單位和個人委托的科技項目則為橫向課題。歷經二十年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套系統的經費管理辦法,其中之一,就是嚴格填寫項目預算表。

  王亮說,為了保證不出紕漏,學校社科處專門組織新立項老師統一學習如何填寫。那個夏天,燥熱的會議室里,老師們先用鉛筆試填,再用鋼筆抄上去,汗漬濡濕了一個個的前胸后背。

  一個填寫的訣竅是,要填得滿滿當當。在預算表上,經費被分割進“會議費、專家咨詢費、差旅費、國際交流費、設備費”等十一大類,老師們被告知,每一項最好都填上一點,“顯得你做得很規范,要是不預算上,就會覺得你沒有做事一樣”。

  但王亮沒有經驗,不知如何下筆。按照要求,差旅費一欄必須填寫調研次數、人數、目的地和每次調研所需經費數額。這讓他犯了難,“我哪里知道未來四年,我要去哪里開會,去哪里調研,又和誰一起去?”

  看他為難,派來指導的老師只好幫他寫上:“北京上海各2次2人,廣州1次2人,合計1.9萬。”

  未來四年的行程,就在一秒鐘之內被“未卜先知”。他曾想只填一個總額,但被告知那樣不規范,不會被批準。

  這一“合乎規范之舉”,在隨后的四年,卻成了埋伏在他身邊的定時炸彈,實際的出差地遠不止三個城市,差旅花銷大大增加,占到了總資助額的50%多,他不得不“拆東墻補西墻”,用其他類別的預算資金填補。2013年5月修訂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管理辦法》——“項目負責人必須嚴格按照批準的經費支出預算使用資助經費”,這是嚴重違規行為。

  “我有什么辦法?”王亮只能慶幸自己沒被發現。

  但被發現的明顯更多,在《國家社科基金年度報告2013》中,通報的預算違規現象,就包括多起“未經報批擅自調整經費預算”。

  以前不是這樣的,王亮記得,1990年代時,課題預算不需要列舉每一項具體怎么使用。當然,“那時候的項目經費也不多,最多也就五千左右”。

  “2006年以后開始變得嚴格。”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綜合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劉軍民回憶道,這一年是中國科研體制建設的一個節點。

  當年,一場震驚世界的科研騙局被曝光,中國學術界顏面全失——號稱中國第一塊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性能芯片,“漢芯”,被證實只是將美國摩托羅拉公司的芯片表面的MOTO字樣用砂紙磨掉,重新刻上“漢芯”標志。這一拙劣而異想天開的學術造假,在3年時間內卻沒有被發現,反而順利通過一系列的評審、鑒定,向國家各部門成功申報項目四十多次,累計騙取無償撥款突破1億元。

  2006年6月,科技部公開表示,將認真吸取“漢芯”造假事件的教訓,從多方面進一步完善監管制度,根治學術腐敗。

  這年底,科技部發布了《國家科技計劃實施中科研不端行為處理辦法(試行)》,與教育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協商,成立了國家科學道德與學風建設委員會。

  2006年8月,財政部、科技部聯合出臺了《關于改進和加強中央財政科技經費管理若干意見》,其中明確提到“嚴格規定科研經費的開支范圍與開支標準”和“嚴禁違反規定自行調整預算和擠占挪用科研項目經費,嚴禁各項支出超出規定的開支范圍和開支標準,嚴禁層層轉撥科研項目經費和違反規定將科研任務外包”。

  自此,經費管理規則被細化,強調實行事前預算評估、事中經費監督和財務檢查、事后財務驗收和審計的全程預算管理程序,嚴防科研腐敗。

  科研經費就是從這時候起,逐漸被“卡死”的。

  劉軍民說,這也是為了加強監管,是“不得已做出的規定”。

  但王亮則將這歸因為“用行政化的手法管理科研”,使得管理趨于僵化。

  福建一所知名大學教授林婷經歷了同樣的困境,當預算中差旅費已經花完時她被通知,由于恰逢中央“八項規定”,必須嚴格按照預算執行,一點都不能改,她只好取消去外地參加課題相關的學術會議。

  “科研為什么不能是承包形式呢?就像國家承包工程修路,我把路修好,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就行了?但現在各方面都要管,你用誰的砂料,這些都要過問。”王亮說,這種“紙面上的嚴格管理”只是徒然增加雙方的負擔。

  “這是對老師的極其不信任。”對此,林婷有自己的解釋。

  “像防賊一樣”

  猛然間,不適應的教師們發現自己由“師道君子”,變成了被防范的“小人”。

  這樣的疑似“不信任”還體現在報銷制度上。“課題制”的科研形式,需要教師采用“事后報銷”的方式,用發票憑證領取科研經費。相關的規定稱得上“事無巨細”。

  不止一個學校規定出差必須住店,若無旅館發票則旅費不能報銷。還有學校要求出租車發票上須注明起止地名,否則也不能報銷。而在蘇州大學,新的規定則是汽車油費必須要有過路費的發票單才可以報銷。

  類似的故事多有發生:一位老教授,香港一所大學請他去演講,對方安排了住宿,結果回來報銷機票時,被學校財務拒絕了。理由是沒有住宿的發票。老先生做一番解釋,也無果。

  猛然間,不適應的教師們發現自己由“師道君子”,變成了被防范的“小人”。

  一個高校教師感嘆,財務人員越來越像安檢機器,層層審查,處處“刁難”,報銷越來越困難。為了幾千塊錢,逼迫老師四處奔走,費盡思量,低聲下氣,斯文掃地。

  在廣州讀博士的李元見證了這一幕,他參與了導師申報的國家級科研課題,去財務報銷時,總是難免挫敗,財務人員總能輕易找到問題:簽名不規范,貼票不規范,發票是連號的,票據是假的(這最讓人發懵)。一次,拿著3萬塊錢的票據只報銷了2萬。

  已畢業的醫學博士王杰回憶起一次設備采購經歷至今覺得無奈,“前幾年學校建立了一個招標系統,超過4萬元的設備采購只能由校方經手”,這有效防止了教授從商家那里拿回扣,“不過這個過程太折騰人了,我記得當時我們實驗室要買一個二氧化碳培養箱和超低溫冰箱,前后跑了大半年”。

  “像防賊一樣。”歷史學教授羅志田曾撰文痛批這一點,贏得了許多高校教師的贊同。

  但吊詭的是,高校教師們也確實在用自己的方式“違法違規”,顯得并不那么光明正大。

  按照國家規定,課題經費按年劃撥,每一年沒有用完的經費,需要收回,并影響到下一年的撥款額,這與對行政部門經費的管理一致。

  每到年末,行政部門的“突擊花錢”,也就變成了老師們的“突擊報銷”。

  李元記得,每到年底,學校財務部總是人滿為患,害怕錯過了報銷機會的老師們,揣著收集而來的各種發票,誓要將經費報銷得一分不剩。這些發票,可能來源于學生,可能來源于發票富余的同事,也可能是買的,后者真假莫辨。這已經催生了一個身處陰影中的市場,受訪的老師們提到,自己的郵箱總能收到那么幾封推銷發票的郵件。

  王杰說自然基金項目極少出現錢不夠花的情況,“花不完的基金,一些人會以預付款的形式把錢報下來,比方說有五萬用不完,就打五萬塊存到某公司去,這些錢留著以后慢慢用。”至于對這筆錢究竟以后用不用在科研上,就全靠老師們自覺了。

  “先要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把錢報出來。”李元對此已經習以為常。

  “你不把經費花完,人家會覺得你沒辦事。”王亮坦承,這其中,當然有著糊弄的成分。

  但更讓老師們認同的原因,則是另一個,“主要因為制度不合理,只能利用漏洞,不然科研就可能無法開展下去。”

  中山大學教授林可舉了一個例子,“比如說你今年11月份讓我把錢報完,但是這個事情可能我明年3月才干,那怎么辦,那只能把錢先報出來。這樣操作當然是違規的,但也沒有辦法。”

  劉軍民承認,制度的缺陷,將老師普遍置于違法違規的危險中,這是今后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

  另一位中央級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也表示,如何平衡“嚴格管理”和“科研活力”之間的關系,還需要進一步討論,才能避免陷入“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怪圈。

  套取勞務費的紅與黑

  最終理智戰勝了道德,但每一次報銷買家具、洗衣機、冰箱的錢時,又“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另一個將老師由君子變成小人的,則是在科研中,是否應該認定教師的“勞動報酬”。

  “我辛苦為人類創造知識時,人家財務人員告訴你,你不得從科研經費中提取報酬。”王亮說,這是最讓他生氣的。

  中國的科研經費管理辦法規定,因為高校教師已經通過學校安排了相應的經費(包括工資和福利),因此不允許直接在項目中列支此類人員的人員性費用。

  這一點,在相關管理人員的介紹中,也是符合國際慣例的,例如美國,拿滿全年12個月工資的高校教師也不允許從課題中獲得報酬。

  “你看看人家美國教師的工資是多少,我們的是多少。”王亮對此不以為然,據《紐約時報》報道,在全球的大學教師薪酬排行中,中國的大學教師平均工資排名倒數第三,而剛開始工作的青年教師工資,甚至全球墊底。

  “靠工資根本沒辦法生存。”留德回來的青年教師何渺對此感同身受,作為講師,他一個月只有5000塊的工資,但房租就要花去2200,在他回國的第二年,他的孩子出生了。

  唯一的辦法,就是從課題經費中套取。

  從德國回來時,何渺獲得了學校給予20萬安家費的承諾。但入校后,才被告知,這20萬如果以安家費的形式發放,要收取25%的稅,人事處工作人員建議可以選擇用橫向課題立項的方式避稅。他覺得這事兒“很擰巴”。最終理智戰勝了道德,但每一次報銷買家具、洗衣機、冰箱的錢時,又“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王亮采用了普遍為之的方法,他找到自己的學生,將課題經費以勞務收入的形式打到學生的賬戶,給學生一點提成后,再收歸己有。

  人人喊打的套取行為在高校教師眼里,卻有著紅與黑的兩面。

  一方面,他們看不起中飽私囊者,“系里前幾年從美國引進了一位教授,剛回國就申請到一個八千萬元的科研項目,以行內眼光看用不了這么多錢,也沒見出成果,教授們私底下都叫他李八千。”廣東一高校不愿具名的博士說。

  但對于那些“為了推進科研工作采取的靈活性手段”,有受訪者表示,“要相信絕大部分科研人員還是自覺的,不會放開拿,拿多拿少,真的也只能靠自覺。”

  對于高校教師的自覺,福建某重點高校青年教師章羽說,“不是管得嚴就能解決了,你看縱向經費管得這么嚴,也沒見人少拿,橫向經費管得那么松,也沒有多拿,這說明教師還是有自覺的,不是嚴不嚴的問題,而是不得不拿的問題。”

  章羽補充說,“一方面是教師覺得沒有收到應有的報酬,另一方面是不靈活處理課題難以進行。”

  “這個制度,就是讓人造假。”王亮說得有些痛心疾首,也有些無所謂。

  逼良為娼?

  “要考慮申請課題了,不然以后職稱評定怎么辦啊,你要接地氣兒。”

  “如果不是為了職稱和考核,我根本不會申請課題。”王亮接著說。

  這是當前中國高校教師普遍身處的現實,職業的上升通道,與能否申報上課題,以及課題的重要性,直接掛鉤。

  所有教師,幾乎都毫無例外地要被卷進科研的洪流中。

  以王亮所在的學校為例,若要升上教授,必須主持一項國家級的科研課題,或者能為學校拉到80萬以上的科研經費。

  來到這所大學之前,他已經在另一所大學授課多年,他喜歡教學,對科研興趣乏乏,當了十一年的講師。但年歲漸長,毫無所成,他不得不正視原來的“消極”。當年一起讀博的同學畢業兩年后就評上了副教授,就是因為課題做得好。王亮決定要“有點上進心”——申請課題。

  后來,他真的申請到了一項國家級社科課題,這并不容易,以2013年為例,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和青年項目共受理有效申報28678項,但最終只立項3826項。

  “可能是我課題里有‘和諧’兩個字,那年正好撞上了。”

  而他發現,申請到了國家級課題真的好處多多,即使教學或者發論文等其他方面做得很差,學校也不會追究。

  事實上,由于申報成功的課題數量,將直接影響學校的科研排名,各大高校總是最積極要求教師進行申報。

  每年,作為一所985高校,王亮所在的大學都會召開一次盛大的申報課題動員會,學校領導在臺上講話,說要辦研究型大學,自然基金和社科基金是衡量一個學校科研水平的標志,大家都要申報。在學期進行了三分之二的時候,會把每個學院爭取的科研經費、項目立項成果都張榜公布,進行排名,排名靠后的學院會受到校長點名批評。

  留德回來的青年教師何渺,身處的學校只是一所普通的省屬高校,科研實力并不出眾,但越是這樣,學校領導越是希望能夠申請到課題,給學校帶來榮譽。

  在任何場合,只要碰到領導,何渺就會被叮囑,“要考慮申請課題了,不然以后職稱評定怎么辦啊,你要接地氣兒”。

  學校領導則在開會時不止一次發出豪言,對于有希望的申報題目,學校會做好“后續工作”,“該跑北京跑北京,該走專家走專家”。

  當何渺首次聽聞“后續工作”的提法時,他覺得很奇怪,“就像學生去考試,你說考得怎么樣不重要,‘后續工作’才重要一樣。”

  何渺覺得奇怪,但校領導則言出必行。今年,一個有希望申報國家自然基金的項目,校領導就真的去了北京,找評委、請托、游說,反而是課題的申報者,待在學校里無事可干。

  2014年3月,何渺覺得自己不能這樣了,他也得在申報的道路上奮進,他聯系了自己在德國的導師,征得對方同意后,聯合申報,希望能借助老師的名氣,一舉拿下一個國家級的課題。

  他將申請的表格翻譯成德文,發給老師。一個月后,老師卻回復要退出聯合申請,理由是填報這樣的表格讓他感到一種自上而下的審查,他不信任這種被對待的方式。“老師感到不舒服,覺得傷害了自尊。”

  (因采訪對象要求,文中王亮、王杰、林婷、李元、林可、章羽、何渺均為化名)

精選網文之八:《論文造假不是品德問題,是逼良為娼的結果》

http://www.sohu.com/a/136539666_364444

  近日,著名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史無前例地決定撤稿《腫瘤生物學》雜志的107篇造假論文,這些論文發表于2012-2016年之間,全部來自中國學者之手。撤稿原因稱是論文作者編造審稿人和同行評審意見。

  換言之,論文作者“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這并不是中國第一次曝出醫學論文丑聞,僅在2016年9月,《醫學界》就曾發文曝光一起中國最大醫學論文造假案。

  當然, 這也不是最后一次。

  嚴格來說,論文造假在中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國內所謂的那些學術期刊,制造的東西80%都是毫無價值的東西。奧,實際上,我說的很保守了。

  這還真不能怪中國人的品德地下,要怪就要怪這個萬惡的論文機制。各種提升、評級,都和論文掛鉤,好好坐下來進行科研是不行的,會永無出頭之日。

  一句話,逼良為娼。甚至中學老師評職稱,都要求在學術期刊或國家級媒體上發表文章。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管理機制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整個管理體制,就是一個劣勝優汰的過程,就是逼迫人造假的機制。君不見,淘寶上,從寫論文到發表論文,是全套的服務。

  可能有人說,你說這些不合適,給點兒建議啊。我的建議很直接了當,讓工作的評價體系回歸正常,不要領導和一堆外行進行各種評級和評定。

  教師的職責是教學生,醫生的職責是給病人看病,作家的職責就是寫出好作品,這些,和發表多少論文一毛錢的關系都沒有。

  具體而言,取消職稱,從而取消和職稱掛鉤的論文機制。中國的職稱,就是個折騰人的工具,是扼殺創造的工具,也是那個逼良為娼的工具。

  重要的話要重復三遍:取消職稱,取消職稱,取消職稱。

  為此寫篇論文?得了吧,體制內的人,對職稱的弊病,全都一清二楚。只是,大家要么從中受益,要么還指望著從中受益,不敢說而已。

  我不能在反對論文造假的情況下,拼湊一篇論文,對吧?

  就拿2011年給《中國青年報》寫的一篇文章來給大家看看論文造假的轟轟烈烈吧:

  2011年3月28日,英國皇家學會的報告說,中國在國際科學刊物上發表的論文總數已躍居全球第二位。

  數據顯示,中國的科研論文1999年至2003年間位居第六(占總數的4.4%),2004年至2008年間超過日本,躍居第二(占總數的10.2%),僅次于美國。報告預計,到2013年,中國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發表科研論文最多的國家。

  這個消息當然引起了媒體的注意。法新社說,中國在科研論文產出上以火箭速度上升至第二;BBC驚呼,兩年內中國將在科學領域超過美國,發明了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印刷術的這個國家正準備做一次“全球性卷土重來”。

  國內有網站迅速跟上,說科研論文第二“是中國崛起的新信號”,這讓人哭笑不得。如果比數量,中國在大多數領域都可以輕松地進入世界前三,可科學是老老實實的東西,是民族創造力的結晶,并非純粹以數量取勝。

  法新社說,數量增加并不一定意味著質量提高。衡量科研論文價值的一個關鍵指標是引用率,盡管在這方面中國也有所上升,卻落后于其研發投入率和論文產出率。中國的科研論文要追上西方的質量標準,還需很多年。

  《衛報》也稱,美國在1999年至2003年和2004年至2008年這兩個時期引用率都名列榜首,分別為36%和30%。英國居第二位。中國的引用率則從實際上的零上升為4%。

  引用率為4%,意味著大多數論文是“垃圾”,這其實和專利一樣,前幾年外媒報道說中國人的專利數量雖然很多,但很多是“垃圾”專利。

  2010年1月,《紐約時報》曾邀請一批專家探討中國能否成為科技領導者。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前教授約翰·高認為,中國要想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持續不斷的進步,有賴于其將數量優勢轉化為質量優勢的能力。在現有體制下,本土人才和外來人才如何融合,將是一個難點。

  華人科學家、美國布朗大學納米科學與軟物質研究中心主任肖鋼認為,在內部和地方的評估程序當中、在資源分配和資金申請方面,主觀因素往往會壓過客觀標準。在地方政府和大學這一級,在提供必要的服務、支持方面,在履行科研資金承諾方面,都可能會有延遲。

  英國《自然》雜志網站也刊發題為《中國科研,發表還是滅亡》的文章說,中國買賣論文等造假行為的市場在2009年達到近10億元人民幣。一系列重大學術造假事件凸顯中國的學術評價系統過于強調發表論文,這促使了學術不端行為的產生。急功近利的文化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官僚干預學術活動。文章引用方舟子的話說,中國的大多數學術評估——人員聘用、晉升、資金分配等——是由非該領域內專家的官僚主義者執行的,結果,論文的數量,而不是評價研究的質量,成了評估的標準。

  委內瑞拉駐新加坡大使阿爾弗雷多-托羅·阿迪的觀察最為深入、透徹。他今年3月初在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站撰文稱,既看到了中國爭當世界技術領袖的意愿,也看到了阻力和困難所在。

  他認為,中國缺乏批評性和個性化思維。中國人的思維受鐵的紀律和條條框框的束縛,喪失了自由飛翔的能力。這樣一個社會似乎更適合于在明確指令下的繁榮,即精英負責思考,其他人負責追隨,而不太有利于鼓勵個人的創造力。在當前的教育模式下,中國永遠不能產生像蓋茨和喬布斯那樣的創意天才。

精選網文之九:《一位職稱評委講述:評職稱,那一段傷害感情的往事!》

http://www.sohu.com/a/117994781_498200

  提起基層學校的職評,我有著一段切身傷害感情的往事,雖時隔多年,仍難以釋懷,不妨說與大家聽聽。事情發生在2008年10月,又是一年一度的職稱評定時間,我校這年的指標只有“中一”一個名額,然而符合條件的至少有6人,大家都躍躍欲試,誰都不愿讓步。這真是件讓校長和評委頭疼棘手的事情。多年來,由于我負責學校教務工作,所以幾乎每年的職評我都當評委。上些年因為上級下達的指標多夠條件的人少,所以當所謂的評委,也就很簡單:就是開兩次會,傳達一下文件精神,然后收收材料,重要環節看看簽字蓋章,上報材料基本就行了。但是今年的情況復雜了:首先是“僧多粥少”;另外還有“校長變動”、“支教加分”等意外因素存在,這就注定今年的職評不會一帆風順。

  上一年,我校有夠條件的5人參評,只有4個名額,一個平時教學非常認真但性格耿直的老師,因為準備的材料“加工不夠細膩”,新課改參與的又少,經領導班子會議研究及找他本人談話,該老師同意不參與今年的競爭,但為不影響教學,事后,校長及評審組同志還是主動到這位精神有所沮喪的老師家安慰,基于該同志平時教學態度及能力都很好考慮,校長答應“明年一定給予優先考慮”。就這樣,本年度的職評工作雖然名額不足也順利結束了。

  然而生活中好多事情總難免有意外情況出現:2008年6月,原校長因工作需要突然調走了,新任校長因不知舊情也就不想“認老賬”,這是今年職評復雜的情況一;今年又有5人夠條件參評,其中一人,2007年9月被“派”到本鄉鎮一村小支教:本鄉偏遠小學嚴重缺人,為緩解矛盾,鄉中心校決定從人員富余的學校派人到偏遠學校支教,“文件”規定,選派的當事人,除享受一定經濟補助外,評職稱也要優先考慮,這是今年評審困難復雜情況二。

  “丑媳婦總要見公婆”,10月底,評審的日子終于到來了,果然不出所料,“怕啥來啥”:上年度落選的那位“優秀老師”據“老圣旨”毫不讓步:你們說話不能像小孩玩家家,老校長調走了,你們又沒死!火藥聲中,我前去勸阻,被他狠狠地掃射了一陣,說了大堆難聽話,一點面子沒給;今年這位有支教經歷的“新生”更盛氣凌人:當初支教沒人去,看我好做工作,叫我去了,現在到我個人的關鍵時候,你們也不能裝孬,再說中心校文件白紙黑字寫得清楚的,我評不上說得天好都不行!

  僅這兩位“據理力爭”的對手表演,戰場就夠火爆的了,另外4人也各有參差不齊的長處,零星地不時發些冷槍冷炮,只不過沒有二人表現的如此激烈而已。最終,新校長采取了綜合評估打分的方式,“支教老師”因為有中心校文件“支教一年加7分”的規定的支持,與其他人距離拉開較大地勝出了,去年落選的那位老師再次遭到“雪上加霜”的蹂躪。

  嗚呼!基層學校過日子,老師晉級晉職,實際就沒有絕對的理與非理,幾乎每位基層校長遇到此事都是長吁短嘆,感覺棘手難辦,能“糊涂”好就算校長有本事,“糊涂”不好教學或整個學校就難看:“去年的那位”不愿“細加工材料”但教學很好,不該入選嗎?“今年的這位”愿意去支教,扶貧弱校也不錯,其他4位,也都各有所長,條件成熟,拒絕可惜。但校長和評委總得“爺倆騎驢”地最后做個選擇吧!“因噎廢食”不負責任,主動作為太難辦,這種一年一度上級踢下來的皮球基層學校太難接了!

  這種人為“有喜有憂”局面的出現,說穿了,還是職評制度本身的問題:數量有限,使本來都符合條件的老師互相爭得血頭血臉,傷脾氣,失和氣,損元氣,校長遭受著刪減“十指連心”的折磨;抄教案.寫記錄.發論文......一些“假大空”空間較大的條件,催生了諸多教育腐敗的出現,一些本來很優秀的老師被“逼良為娼”,為名利做了一些“身不由衷”的不雅事;本來與老師關系融洽的“評委”們,身不由己的“歌頌批判”,弄得里外不是人。

  好在最近幾年,我們學校名額沒有了,我和大家反而都過上了平安消停的日子。但是“傷疤痛難忘”,每想起此事,總還想說道說道。

精選網文之十:《“論文經濟”源于畸形評價機制》

http://edu.people.com.cn/GB/14718217.html

  5月18日晚,我進入百度搜索“買賣論文”,“豐城論文網”赫然排在首位。該網站在其首頁的“信譽說明”中寫道:“本站擁有一支實力雄厚的論文著手隊伍,包括高校的講師、博士和研究生以及期刊編輯……與眾多期刊合作,代發包括經濟類、教育類、醫學類、科技類和文學類國家級、省級期刊、部分核心期刊在內的論文。您只需提供詳細的論文要求和相關資料,本站的指導論文著手將迅速為您撰著……”

  目前,網絡上代寫、代發論文的“廣告”層出不窮,各類征稿期刊令人眼花繚亂,我們猶如身處在一個人人都需要發表論文、動輒以論文說事的“學術大環境”中,以至于以論文為紐帶的產業日益壯大,由此帶來的“經濟效益”據說每年高達數億元。

  “論文經濟”日益發達,其亂象也顯而易見。一是質量低劣的付費論文泛濫成災。從今日本版刊登的數封讀者來信中可以看出,近些年,為了職稱評定、晉級爭優,許多工作在一線崗位的教師、技術人員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只有少數論文是署名者自己寫的,大部分論文是通過親朋好友代筆、胡亂拼湊、網上下載等方法炮制的。而這些“垃圾論文”只要交了數額不等的“版面費”,就可以在不同級別的期刊上發表。二是“低水平重復建設”的期刊大量涌現。隨著我國各類學校和專業技術種類的增多,需要評職稱的人越來越多,而評定職稱的硬性條件就是必須在一定級別的期刊上發表論文。發表論文的需求市場極其龐大,期刊卻不多,收費期刊便雨后春筍般涌現,其中絕大多數期刊根本不問論文學術質量,更有一些非法期刊乘機面世,魚目混珠,賺取不義之財。三是論文買賣“生意”火爆,代寫、代發論文的“槍手”、公司、網站云集,為需求者提供“一條龍服務”。四是學術造假已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學術的神圣殿堂被任意踐踏。究竟有多少原本受人尊敬的教授、學者、科研人員以及科研院校身陷其中,不得而知。據報道,一篇1986年發表的醫學論文,竟先后被25人抄襲,在此后的十幾年里,又被發表了16次。

  “論文經濟”亂象源于“論文至上”的評價機制。本來,在學術領域,要求科研人員發表論文,作為其職稱評定或級別晉升的條件之一,無可厚非。但是,普通中學教師、一般技術人員也得發表論文才能晉升職稱、評優評先,而且成為一道不可逾越的門檻;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更是以論文發表的多少作為硬指標,就形成了畸形的評價機制。一些長年堅持在一線的教師及技術人員,因無論文發表而失去了晉升的機會。如講課精彩絕倫、深受學生愛戴的上海交通大學講師晏才宏,就因無論文發表,直至57歲病逝時,仍未評上副教授。

  “論文至上”的評價機制不改變,“論文經濟”之亂象難消失。

精選網文之十一:《王化信老學者:權力壟斷下職稱評定的后果!》

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1/159041810.html

  假作真時真亦假!最近看到徐鮮梅博士的博文:《新教育部長:職稱評審制度已淪為權力壟斷市場!》。我感覺,,新教育部長陳寶生關于“現行職稱評審制度已成為權力壟斷的市場”的說法,不僅表明職稱評定被權力操縱的事實早已經存在,而且表明這種“操縱”已經是萬無一失、穩操勝券,達到了“壟斷”的地步。深感問題嚴重,有些話必須要說,故此寫下本文。

  關于本文的標題我想需要先說明三點:第一、本文所說的“權力”不是泛指黨政權力而是指被貪腐官僚和學術騙子竊取的“權力”。第二、本文所說的“職稱評定”與陳部長說的“職稱評審”含義相同。在職稱評定過程中有一個基本環節是“代表作評審”,因而用“評審”代表“評定”也未嘗不可。但作為一套制度提出來還是用“評定”更準確。我理解陳部長的意思,被壟斷的也不只是“評”和“審”,還應該包括最后一步的“定”。第三、本人認為“權力壟斷職稱評定”主要不是壞在“權力壟斷”而是壞在“權力壟斷”披著帶有民主色彩的“評定”外衣。狼固然可惡,但更可惡的披著羊皮的狼。如果把“權力壟斷”比做“狼”,“權力壟斷”下的“職稱評定”就是“披著羊皮的狼”。

  職稱評定制度的“靈魂”是公開、公平、公正的“評”。職稱評定被權力“壟斷”,實際上意味著這種“評”的名存實亡。“評”的實質已經滅亡,還要擺出“評審”的架勢,維持“評審”的假象,除了造假舞弊沒有別的辦法。所以,職稱評定一旦被權力操縱,特別是已經達到可以“壟斷”的程度,職稱評定過程必然淪為官辦的弄虛作假欺蒙詐騙的表演過程。

  一、“權力壟斷職稱評定”的嚴重惡果

  1、成為貪腐官僚和學術騙子拉幫結派的最高效工具。因為職稱附帶著可以享受終生的多方面的巨大的現實利益,直接決定著知識分子的現實待遇和前途與命運。因而,“恩賜”職稱自然就成了以權謀私的當權者收買人心、聚攏奴才、結黨營私最有效的手段。職稱評定制度自然也就成了拉幫結派最高效的工具。就是靠這個“工具”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幫派勢力和強大頑固的學術腐敗權力關系網與利益共同體。

  2、成為打擊報復凌辱迫害學術人才和正直學者的最惡毒武器。正是因為職稱直接決定知識分子的現實待遇和前途與命運,剝奪通過平等競爭獲得職稱的權力,也就成了以權謀私的當權者打擊、凌辱、迫害妨礙他們以權謀私的學術人才與正直學者最有效、最惡毒的武器。惡毒之處表現在不僅剝奪你該獲得的職稱,還要對你肆意侮辱。相當于強盜在搶劫你的財產的同時,還要“強奸”,還有在你的臉上把屎撒尿!農發所幫派勢力在1998年為了排斥打擊妨礙他們以權謀私的正直學者,竟然把五位參評者提供的十篇代表作中唯一一篇受到學術界和政府部門好評的優秀論文弄成“最低分數”還覺得不解氣,還要弄成“不及格”,甚至三十多分。還要盜用“外單位專家”的名義。實在是辱人太過!欺人太甚!古人云:“士可殺不可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3、造假舞弊的群體大匯演。職稱評定制度的靈魂是“評審”二字。而“壟斷”一旦實現,“評審”就成了虛假的代名詞。職稱評定過程也就成了裝模作樣、從上到下、從里到外弄虛作假的過程。職稱評定時期必然成為有預謀、有領導、有組織的造假舞弊和相互勾結、狼狽為奸、施展陰謀、玩弄詭計的群體大匯演。

  4、權錢學交易的大賣場。“壟斷”取代“評審”之后,臺前是造假舞弊大比拼,臺后則是權錢學交易大賣場。在這個大賣場,有錢的“能是鬼推磨”,舍得花錢,一本萬利。有權的,玩弄權術,無本萬利。無權無錢的正直學者只能忍氣吞聲、由人擺布、任人宰割!

  5、掩蓋“偷盜”、“欺詐”與“搶劫”的遮羞布。“壟斷”吞噬了“評審”的靈魂之后,“評審職稱”實際上就變成了“監守自盜偷職稱”、“造假舞弊騙職稱”和“拉幫結派搶職稱”。“評審”實質上已經不存在,留下“評審空殼”重要用途之一就是充當掩蓋“偷盜”、“欺詐”與“搶劫”的遮羞布。

  6、成為“劊子手”和“搶劫犯”的保護傘。在所謂“評審職稱”中的胡作非為一旦被告發受到查處,扼殺人才的“劊子手”和掠奪職稱的“搶劫犯”馬上便祭起一直掩蓋他們胡作非為的“遮羞布”,當成他們逃脫罪責的保護傘。以“評審”的假象否認“壟斷”的實質。讓上級領導也感到束手無策,說什么“一人一票的結果,領導也沒有辦法”,好像這真是“評審”的結果,而不是“壟斷”的結果。

  7、逼人抄襲、誘人造假、教人貪腐的集體培訓。“適者生存”是自然發展規律也是社會發展規律。“壟斷”的環境一旦形成,即使是善良正直的學者,為了生存也很難不被強大的歪風邪氣裹挾。出于萬般無奈,有的也粗制濫造學術垃圾。有的也抄襲和造假。我不想為這些喪失學術良知者辯護,但是我也不能不承認“壟斷職稱評定”造成的惡劣學術生態環境,實際上是在逼人抄襲、誘人造假、教人貪腐、逼良為娼——。

  8、生產假冒偽劣專家的流水線,造成專家學者隊伍整體素質下降。職稱評定一旦被“壟斷”,每年一度的職稱評定便成了不斷生產假冒偽劣專家的流水線。不斷生產專家、教授、研究員,結果是“專家”成了“磚家”,“教授”成了“叫獸”,“博導”一駁就到——。

  9、扼殺埋沒學術人才的沼澤地。權力壟斷職稱評定之后,在批量生產假冒偽劣專家的同時,也在批量毀滅真正的學術人才。這就是“逆向淘汰”的必然結果。學術園地的沼澤化不僅毀了現有人才,更嚴重的是毀了未來人才的成長環境。

  10、使職稱評定過程成為勞民傷財、浪費時間、空耗精力的最無聊鬧劇。既然決定一切的是“壟斷”。所謂“評定”自然也就成了從頭到尾的裝模作樣、故弄玄虛、愚弄群眾,勞民傷財、浪費時間、空耗精力——。也許壟斷者覺得好玩。被操縱被壟斷者,凡是看透迷局的都會感到是最無聊的鬧劇。

  11、加劇矛盾、釀造悲劇的導火索。職稱評定既決定知識分子的現實待遇,又決定其前途和命運,沒法不當回事。“壟斷”必然要產生不公平。不平則鳴,人之常情。矛盾由此而生,且不斷加劇。在顯然不公甚至欺人太甚的矛盾沖突中,善良的弱者被逼上死路而導致自殺者幾乎年年都有。

  12、使“學術泰斗”、“學術權威”變成“垃圾”。權力壟斷職稱評定之后,同行專家的評審過程實際上變成了行政權力操縱的權錢學交易過程。屁大一點的行政權力勝過眾多學術權威、學術泰斗的同心合力。1998年農發所搞“五蒙三盜術”搶劫職稱侮辱學者,受害人不服,邀請本行業學術權威和學術泰斗多人搞了一份有點評、有總評、有專家親自簽名的“代表作評審材料”,告到原人事局副局長現任農發所黨委書記那里,并連同劉玉滿搞的沒有所謂專家一個字的評語,也沒有專家本人簽名,被篡改偽造得一塌糊涂的所謂“代表作評審材料”,一并放到他的面前。可潘晨光根本不看。一句貌似有理的“相信組織不相信個人”就把那些學術權威和學術泰斗都變成了一錢不值的垃圾。一個弱智處長就可以滅掉幾個、十幾個、甚至十個可以成長為學術大師和問鼎諾貝爾大獎的學術人才的奇葩悲劇不斷上演的結果便是中國的教授比美國還多,當美國獲得諾獎超過200大關的時候,中國依然為零。

  13、使學術人才、正直學者變成“奴隸”。幫派勢力的權力壟斷職稱評定的結果不只是毀了可以成長為大師和問鼎諾獎人才的前途,還要無休止地對學術人才和正直學者進行盤剝和掠奪。其殘酷程度超過地主和資本家,跟奴隸主差不多。靠“壟斷”爬上高級職稱和領導崗位的貪腐官僚和學術騙子自己沒有能力搞學術,便與社會上的江湖騙子勾結在一起騙取國家研究經費雇傭一直被他們排斥打擊的學者為他們效勞。如果賺到大錢,他們拿大頭兒,他們的走狗拿小頭兒,真正付出辛苦的專家拿零頭兒。如果騙局穿幫,拿不到錢,就讓真正干活的專家當“替罪羊”,不管付出多少辛勤勞動,最后一分一文的報酬也沒有。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原本就是一個不務正業時常賣烤肉串的農民侯德成與最高學術殿堂的當權者相互勾結,侯冒充中國優質農產品協會會長,組織“三農”專家編寫《中國優質農產品目錄》。開始許諾十來萬元的編寫費。專家耗時半年多完成數十萬言的書稿之后,卻是分文不給。其遭遇還不如資本家的工人和地主的長工,和奴隸差不多。其實奴隸主使喚奴隸也還是要給飯吃,他們卻連吃飯也不管。

  14、嚴重損害國家和民族的名譽和聲望,甚至使國家法令政策變成“狗屁”。為了壟斷職稱評定,最高學術殿堂把國家招聘人才的壯舉當成兒戲,公然在錄取四年之后宣布錄取無效。國家教育部直接組織的職稱評定他們說不承認就不承認。在貪腐官僚和學術騙子那里,根本就沒有拿國家信譽當回事。至于國家有關法令政策,在他們的眼里,已經變成“狗屁”。國家早有明文規定,已經下海經商的人不再參與學術職稱的評審。他們根本就不當回事。在1996年農發所申請晉升正研究員的一共八個人。其中六位都是年過半百兢兢業業從事學術研究幾十年,而且現在和以后也還是要為學術奉獻終生的老學者。但是,這六位全部被拋棄,晉升的卻是一位本來就沒有搞幾年學術又下海經商的“孫某人”。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所長的兒子在“孫某人”開辦的公司上班,需要老板“孫某人”照顧。為此,所長也就送一個職稱給“孫某人”。什么國家政策?國家規定?在這位所長眼里統統狗屁不值!

  15、使學術腐敗發展到“空前未有、世界罕見、動搖國本、摧毀民族道德底線”又是“積重難返”的嚴重地步。職稱問題在學術界是牽涉所有研究人員和所有研究事宜的核心問題。權力壟斷造成的職稱評定,必然要推動整個學術界的腐敗不斷下滑,成為加速學術腐敗的發酵劑和推進器。所以,我說走上邪路的職稱評定把中國學術推下萬丈深淵并無夸張。中國的學術腐敗已經發展到“空前未有、世界罕見、動搖國本、摧毀民族道德底線的嚴重地步”,這已經不是今天的共識,而是大約十年前的共識。去年中紀委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巡視以來形成的新的共識是學術腐敗問題積重難返,幫派勢力根深蒂固,治理學術腐敗步履維艱。

  16、使學術研究領域變成整個社會腐敗的發源地。“壟斷”使忠厚、善良、正直成為“無用”的代名詞。“壟斷”使阿諛奉承、溜須拍馬、行賄受賄成為取得個人成功的捷徑。“壟斷”使“學富五車不如有個表哥,才高八斗不如一條走狗”成為普遍現實。徹底被“壟斷”的職稱評定使學術研究領域、特別是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早已經成了敗壞學風、毀壞黨風、帶壞民風的全社會腐敗之總根源。

  17、使國家研究機構變成為境外敵對勢力效勞,實現“和平演變”的“根據地”。從最高學術殿堂中國社會科學院,特別是其直屬研究所農發所的發展過程來看,“權力壟斷職稱評定”是“和平演變”到一定程度的結果;同時是把“和平演變”進行到底的保障。根據徐鮮梅博士的揭發,杜曉山等人接受境外資金資助,為境外敵對勢力效勞等嚴重問題,實際上都是在為境外敵對勢力夢寐以求的“和平演變”服務。持續十幾年到幾十年的“權力壟斷職稱評定”使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些研究所率先實現“和平演變”并成為把這種“和平演變”擴展到全國的“根據地”。

  “權力壟斷職稱評定”之害,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考察,不僅毀掉了個人層面的敬業、誠信、友善,也毀掉了社會層面的平等、公正、法治,還毀掉了國家層面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從國家的大政方針來看,不僅毀掉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一系列方針政策,還毀掉了“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

  但是,最嚴重的惡果還在于:已經持續多年的“權力壟斷職稱評定”在中國學術界形成了一個以貪腐官僚和學術騙子為核心的幫派勢力和不斷滋生學術腐敗的權力關系網與利益共同體。這個幫派勢力憑借其權力關系網與利益共同體,成為整頓學風和治理學術腐敗無法逾越的最大障礙。

  二、造成“權力壟斷職稱評定”惡果的罪魁禍首

  權力對職稱評定的壟斷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從這個發展過程來看,“權力壟斷職稱評定”之所以能發展到現在造成全國性的災難性惡果,哲學社會科學最高學術殿堂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應該是罪魁禍首。證據有五:

  1、在中國學術界樹立了“權力壟斷職稱評定”最早的樣板。1980年黨中央國務院決策,由國家教育部直接組織的全國社會科學人才公開招聘,也是一次國家直接組織的職稱評定。當時報考就是按教授、副教授、助教等職稱填報的。當時還規定,被錄取之后,試用期一年,如果沒有考試作弊之類的異常問題出現,便承認報考職稱,任期從評審的1980年算起。除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之外的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社會科學院事實上也是這樣做的。唯一的一個例外就是被稱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最高學術殿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采取了一系列欺蒙詐騙的手段,對于通過那次公開招聘進入社會科學院的學者,事實上完全廢除了國家評審的結果,取而代之的是院所幫派勢力權力壟斷的結果,在中國學術界最早樹立了一個權力壟斷職稱評定的樣板。(詳見:《最荒唐的人才公開招聘——中國學術腐敗第一案》)。

  2、為“權力壟斷職稱評定”樹立了一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上陽奉陰違的典范。迷惑蒙騙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民三十多年的“下有對策”,便是1980年全國社會科學人才公開招聘錄取之后最高學術殿堂推出的所謂“分期分批報到”這一套對策。這一表面看似合情合理實則荒唐無比的對策,破壞了中央選拔人才的重大決策,更坑害了被錄取人才!(詳見:《拉幫結派誤國太深!害民太甚!》)

  3、為“權力壟斷職稱評定”樹立了一個膽大包天、肆無忌憚、無所畏懼的榜樣。為了實現“權力壟斷職稱評定”最高學術殿堂中國社會科學院尤其是農發所的當權者膽量之大是驚人的。國家政策規定的外語要求他們可以全然不顧。國家公開招聘錄取的人才他們敢宣布錄取無效。國家教育部直接組織評定的職稱他們敢說不算數。國家直接選拔認定的優秀人才,除了一位在公開招聘之前就與研究所當權者有特殊關系的特例之外,他們敢一個挨一個的全部排斥打擊迫害。涉嫌民族歧視也在所不顧。真是膽大包天、肆無忌憚、無所畏懼。

  4、為“權力壟斷職稱評定”炮制了一套最完備、最全面、最高效、最簡單易行又絕對安全的堪稱古今中外最高超的謀略和伎倆。雖然權力壟斷職稱評定的情況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經出現,那是以權謀私的結果。但是迅速蔓延到全國,除了某些當權者的以權謀私之外,卻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農發所在1998年為了以100%的把握實現對職稱評定結果的操縱和壟斷,炮制了一套“最高超職稱評定騙術”——“五蒙三盜術”。

  這套騙術不僅能以100%的把握實現對職稱評定的操縱和壟斷,而且在如下幾個方面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1)、造假舞弊之簡單。根據“五蒙三盜術”設計規則和程序安排,偽造一份“代表作評審材料”只需要復印和劃“√”,簡單到只要有小學生的文化和智商,一教就會。

  2)謀利獲益之高效。通過偽造“代表作評審材料”獲利之高勝過搶劫銀行。不僅可以享受終生無數次。而且一次獲益折合人民幣就可超過百萬。(詳見:《學術造假和學術腐敗獲利大于搶劫銀行風險小于樹下乘涼》和《貪腐官僚和學術騙子又獲百萬大獎》)

  3)、拉幫結派之容易。因為偽造具有一票否決權的“代表作評審材料”太簡單,想要拉攏提拔自己的奴才自然也就太容易。不過就是在絕對安全、絕對舒適的環境中復印一份材料然后就劃“√”而已。

  4)、排斥異己之殘酷。因為這套騙術不僅剝奪了被評審者的知情權、申辯權、名譽權、訴訟權,而且還給了所謂“外單位專家”不受任何人監督、不承擔任何責任、可隨心所欲胡作非為的權力。還給了當權者可以取代任何一位或幾位“外單位專家”的權力、自由和方便。而且不受任何監督,不需承擔任何責任。所以想排斥異己,打擊凌辱排斥對象易如反掌。廣受好評的優秀論文不僅可以排在學術垃圾之后,而且想讓你不及格就讓你不及格,想讓你得三十多分就讓你得三十多分,而且揚言:“就算是給你零分那也是‘外單位專家’的權利”。

  5)、欺蒙詐騙之安全。造假舞弊欺蒙詐騙在世界上哪里都有。但是,造假舞弊欺蒙詐騙可以不承擔任何風險,永遠處于權力的絕對保護之下,大概只有中國學術界才有。“五蒙三盜術”設計規則和程序安排的一個最大特點是所謂“外單位專家”在全部評審過程中,“一個字也不寫,一句話也不說,一點蹤影也不露,一點痕跡也不留”,而且即使評審過程全部結束,也永遠不許露面。按照這些規則,“真相”自然也就永遠被鎖進保險箱。1998年這套騙術出籠,由于造假舞弊者太放肆、太愚蠢,讓受害人拿到造假舞弊的證據。但實名舉報十八年至今沒有任何結果,當年搞造假舞弊欺蒙詐騙的所有貪腐官僚和學術騙子全部至今毫發無損。這套騙術的安全系數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正因為這套騙術在上述五個方面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所以成為“權力壟斷職稱評定”的最完備、最全面、最高效、最簡單易行又絕對安全的堪稱古今中外最高超的秘笈寶典。堪稱實現“權力壟斷職稱評定”的萬能法寶。對于“權力壟斷職稱評定”從最高學術殿堂擴展、蔓延到全國起了及其重大的作用。

  5、最高學術殿堂會成為整個中國學術界學習的榜樣,其示范引領作用無可否認。新教育部長陳寶生講“權力壟斷職稱評定”之害,側重于教育部主管的大專院校。這不奇怪,因為他是教育部長。實際上,許多大專院校存在的問題,是受直屬國務院的最高學術殿堂影響的結果。農發所炮制的“最高超職稱評定騙術”——“五蒙三盜術”的影響,就是一個證據。2009年這套騙術在網上被揭發之后不久,很快網上就爆出許多大專院校受此影響產生的造假舞弊惡果。比較著名的北有沈陽藥科大學的造假教授徐世義,南有井岡山大學的“造假英雄”肖宜安。

  三、鏟除“權力壟斷職稱評定”迫在眉睫!

  “權力壟斷職稱評定”之所以能擴展蔓延到全國,造成全國性學術腐敗積重難返的嚴重后果,最高學術殿堂的農發所炮制的“最高超職稱評定騙術”——“五蒙三盜術”起了關鍵性的巨大作用。徹底揭穿、搞臭這套騙術,摧毀依靠這套騙術發展壯大起來的幫派勢力便成了決定整頓學風和治理學術腐敗全局成敗的關鍵。

  我曾經不止一次指出:讓精心炮制頑強捍衛這套騙術的人開口講真話,是徹底揭穿、搞臭這套騙術的突破口。但時至今日,在幫派勢力全體總動員嚴防死守就是不開口的形勢之下,“突破口”仍未突破。幫派勢力依舊!權力關系網和利益共同體依舊!整頓學風和治理學術腐敗寸步難行!

  筆者結論:學閥(毛澤東時代稱之為“反動學術權威”)作為逼良為娼的職稱評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勢必諱疾忌醫,自上而下的職稱評審制度改革其實是個偽命題。封建社會官本位主義思想余毒不予清除,則當今中國高校逼良為娼的職稱評審細則仍將巧立名目層出不窮;如果哪一天教學科研工作者們都不爭著去當“官”了,此類職稱評審制度也就徹底失去市場而被釜底抽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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